经济时评

自  序

 

 

 

呈现在各位朋友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我在专业研究之余，从我近年来在报刊杂志和一些网站上发表的一些零碎感想和评论中选编的,我把它用“感受现实”四个字统一起来。

 

 

 

我不是专栏作家，也达不到专栏作家的水平，这不仅仅是由于没有更多的时间。写文章尤其是写感受一类的东西，就像小时侯听大人们讲过的“老大和老二”的故事一样，这兄弟俩都知道，必须在天亮以前把金子从金山上背回来，否则，就会被太阳公公烧死；但写文章更像是下地狱，对于一个已到中年的人来说，它不仅要忍受腰酸背痛的折磨，更要受到良心、道德和智慧的考验。但丁《神曲》中的地狱尤其是“炼狱”，对“知识分子”而不是“识字分子”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不敢说我发表的议论是正确的，但一定是真实的。

 

 

 

我选了82篇，恰好比“西游记”中唐僧师徒遭劫的次数多一次，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恰当的。我做的是比西游更为难受的思考过程。所不同的是，按照中国人“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的概念性原则，西游肯定是要成功的，但我的思考却往往“胎”死纸上，更不要说付诸实践。这82篇中，凡没有注明出处的，都是死了的，就像马克思一再教导的那样，是属于没有实现的个人劳动时间，成本费用当然由我个人承担。还有一些比如说“门的遐想”等，有报纸杂志用了或者转载了，但至今没有收到本来就少的可怜的稿费，还有的连样稿也没有收到。不过，比起大量的“胎”死纸上，这也算是一种安慰了，毕竟我们还不是以此为生的自由撰稿人。在这个意义上，我十分拥护中央在新闻报刊和社会科学系统以及宣传教育部门开展的“三项教育”。

 

 

 

“百无一用是书生”，用清人黄景仁的诗句来比照是最贴切不过了。

 

 

 

我有一个院长的头衔。在所谓的院长办公室，我每天都会接到无数的电话和传真，是要求合作办刊、出书的。说白了，只要有钱，出什么都行。但他们不知道，我这个院长并没有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利。成为某个“国家级”杂志的编委是经常可以发表文章的前提，而对许多人来说，成为“国家级”杂志的前提又是向这个杂志赞助以万计数的金钱。而我这个所谓的院长，其一年所有的办公经费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学术界和其他业界一样，用得上俗语形容：“天下乌鸦一般黑”。前两天，有一个叫陈潭的副教授发问：“取消博士点申报制度如何？”我双手赞成。因为据我的了解，这又是一个兼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者坏处的典型事例。

 

 

 

有太多的问题一下子说不清。

 

 

 

但无论如何要说感谢网络世界的话。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世界，有着不同于以往惯例的运行规则。

 

当你想通过最少的编辑审查说话，你到网络世界来。

 

当你想以最快的速度说话，你到网络世界来。

 

当你想以最低的成本说话，你到网络世界来。

 

 

 

这里不需要人情和面子，这里不收取版面费用，这里只接受社会和公众的检验。关注点击率，这是了解你的文章价值的最好尺度。我感谢《人民网》、《经济学家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和《天下星友》等网站的同志和朋友，他们的辛勤工作使我的许多本来命中注定要“胎”死纸上的文章活跃起来。他们是信息膨胀、知识爆炸时代的阀门和枢纽。他们让知识和信息的获得趋于平等，让知识分子的身份趋于平等，让整个社会趋于平等。在他们面前，陈旧的制度比如说通行了多少年的职称评定对论文的要求：几篇文章可以上教授、上副教授等等，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网络对知识分子性格和品格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在纸制传媒为主的时代，一个大学的讲师、副教授写应景文章，可以理解，因为你有职称压力，换句话说是生活压力。但已经进入电子传媒为主的时代了，作为一个教授，还在写应景文章，那是可耻。或者说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

 

 

 

最近，我应邀参加一个著名网站的座谈会并发言，我说：“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天性，加上现代网络传媒技术，会从文化建设这一根本意义上影响政府官员和市民社会，从而改变整个国家面貌。”说这个话的时候，引来热烈的掌声。可以说肯定的说，在全国上下都认同和谐旋律的今天，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

 

 

 

本集的最后三篇，不是我写的。是一直对我关注的三个人写的。放在这里，算是对我的一个客观评价。

 

 

 

我感谢所有对我关注的人。当然，也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是我的这一类文章的最早读者。他们在我习惯的黎明写作腰酸背痛时，给了我以最大的安慰！

 

 

 

2005年7月23日于太原

 

 

 

 

 

 

 

 

 

 

 

 

 

 

 

 

 

 

 

 

 

 

 

 

　

目    录

 

 

 

1、 由“站着问”“坐着答”所想到的……

 

2、 重标轻本是腐败不断的真正根源

 

3、 优秀法官该不该拿百万元巨奖？

 

4、 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  

 

5、 再评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

 

6、 单行道随想

 

7、 观一组领导照片有感

 

8、 养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一年需要多少钱？

 

9、 仇和何时不再替民做主？

 

10、雪落无声、田奇庄、知识分子及其他

 

11、治理带血的煤要釜底抽薪

 

12、如何解决“占道问题”

 

13、这个世界我们还敢相信谁？

 

14、 假货能不能不烧？

 

15、煤炭黑幕昭示什么？

 

16、山西人，你脱掉土财主的外衣！

 

17、山西的GDP观念应及早转变

 

18、打破官场喝酒的潜规则

 

19、山西拍卖业的尴尬局面和出路

 

20、一个长期令人困惑而又不能回避的重要范畴

 

21、资本观念沉浮录

 

22、坚持市场改革导向，积极应对煤电价格联动

 

23、出租车调价听政要严格和规范

 

24、院长评说南方忙事北方忙人

 

25、当代晋商要完成家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任

 

26、刚性预算体现现代社会精神

 

27、如何遏制教育领域的腐败？

 

28、高校排名榜到底能说明啥？

 

29、超市班车叫停凸显垄断利益

 

30、谁来检查“检查者”的工作？

 

31、感谢刘亮

 

32、朱月芽的行为该不该渲染？

 

33、“准警察”的恶劣风气也应治一治

 

34、博士当官——官本位的新作

 

35、央视“农业新闻”被淘汰出局的感想

 

36、找一找”黄碟案“背后的原因

 

37、进行职称英语考试并无不妥

 

38、税收管住了谁？

 

39、罪犯读学位，搅乱了基本的社会秩序

 

40、不能把“民主”庸俗化

 

41、适应时代要求，及早放开学生公寓管理

 

42、学生转系要恰当处理，不可一哄而起

 

43、保送、免试上研究生等优惠政策应该有个底线

 

44、如此之下策，不可思议

 

45、大学生禁购电脑，错！

 

46、置“政绩工程”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47、分层次理解“处置身体的权利”

 

48、“当勇士还是当看客”应当涉及深层问题

 

49、领导同志著书立说，好吗？

 

50、“朝九晚五”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51、从"蓝急速"大火中的24条生命无路逃生说起

 

52、应告诉人们存款收取服务费不是怪事

53、“检察院扶贫”可以休矣！

 

54、“博导读博”是一种耻辱

 

55、 门的遐想

 

56、我看“警察下跪”

 

57、协调好各种重大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58、政府雇员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59、“大学生请保姆”不值得称赞

 

60、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向学生灌输平等意识

 

61、在职博士：关键要管住源头

 

62、还有多少种腐败形式等待我们开发？

 

63、对学生乘电梯难的一些思考

 

64、建议实行“稿件专投”

 

65、公安局包赔居民损失好！

 

66、非典带来了极好的教育机会

 

67、谁来约束公共权利

 

68、在农村劳动 给了我伴随一生的教育（获奖征文）

 

69、“秘书升官”，值得引人注意的现象

 

70、在美国看到“人民网”（获奖征文）

 

71、美国读者，不用把书放回原处

 

72、图书馆要适应网络时代的需

 

73、惊诧“网络”

 

74、圣诞一日

 

75、观雪匹兹堡

 

76、美国学生印象

 

77、银行退卡记

 

78、罚款报告

 

79、关于车检的网上报告

 

80、我与海尔电器的故事

 

81、上网的烦恼

 

82、资本──不了的情结

 

83、一本在重大范畴上进行彻底革新的著作

 

84、扎实的研究过程，深刻的理论探索

 

85、富有原始性创新的经济学力作

 

随感时评自选集正文

 

 

　

 

 

 

 

1、由“站着问”“坐着答”所想到的……

 

                             

 

 

 

[《人民网》2005年7月15日载连枣先生的文章，对官员发布新闻和中外记者不同问答方式做了描述：除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特殊场合外和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一般而言，记者是“站着问”，而官员是“坐着答”，和发达国家的习惯做法正好相反。]

 

 

 

这引起我许多联想。

 

 

 

其实，前几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就也看到了和这一做法相类似的事情。当时，我去我所在的城市街区办社会保障身份号码，第一次很吃惊地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不是坐着办公，而是站着办公。一会儿到这个柜子取文件，一会儿到那里核对材料，一直忙个不停。能够坐下来的，反而是我们这些要办事的人。专门做此项工作的部门是很细心的，考虑到有时候办事的人会比较多，特意准备了椅子让人们坐，旁边备有书报杂志和水桶水杯，供人们在等候中使用。为了使等候有序，工作人员会出来给每个人发一个牌子，以便你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这段时间。

 

从实质上来说，这和新闻发布会上的做法是一样的。它体现着人们身份平等的观念，体现着服务、公仆和纳税的现代意识。

 

我不敢说发达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办公的，但这种做法的确给我很大的震撼。联想以前在国内办身份证、迁移户口、办护照时的所感受到的种种不快现象，我感到这里存在巨大的差异。1992年我从一个大学调往另一个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学，仅迁移户口的事就办了8年，整个一个“抗战时期”。在我的印象中，办理户口的民警大概是出于职业习惯，看待任何人都像是犯人似的。当然，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改革，这种现象不断被人们谴责，尤其是公安民警的素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无数的任长霞、郑培民一样的模范人物带来了公众领域服务的新风。就连以前给我办理户口的民警听说也调离了岗位，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但是巨大的不正确的身份观念仍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巨大的潜在危害。。

 

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应该说是不正确的身份观念造成的最严重的一种恶果。如果不是依仗着身份特殊，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惨案。无独有偶，10天后，离太原不远的吕梁市又发生一起警察打人事件，山西吕梁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执行公务的2名民警，在高速公路出口处被山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支队的几名交警打伤。看了这条消息，我才明白原来高速路上跑的那么多不挂牌子的车，其中许多就是警察们的车。借口公务，可以违法、可以横行、可以打人。难怪有时评作者呼吁：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关进笼子里！！

 

不正确的身份观念反映新闻发布会会上，自然就有了“坐”与“站”的特殊场景。站着发问和坐着回答，可以代表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分中外，位卑者站，而位尊者坐，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发布会一直到省、地、县、乡，任何类似新闻发布会的场合，都有了尊卑有序的礼仪。可以说，渗透社会各阶层的“官本位”文化，造成官员的地位优越；而记者，则经常下意识地表现了弱势的行为模式。

 

这个不正确的身份观念会辐射到官场生活的各个角落：重大节日，抛头露面，重要会议，台签摆放，成为各种秘书班子最为紧张和要命的事情。官员们在院落厅堂，把酒问盏，出门坐车、下雨打伞的各个环节都必须体现出领导的份量。否则，会被严厉斥责为工作失误，升迁之门或许永远就此关闭。

 

这个不正确的身份观念会渗透到教育领域里，为纠正这种不正确的身份观念打上了一个死结。 我看见过一座小学，校门口两边每天都站着两排小学生，向着每一位进校的老师鞠躬，没有90度也有80度，高声齐呼“老师早上好。”每天见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都堵得慌。 小学生虽然是未成年人，未曾有完全行为能力，但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们的人格，与成年人的人格一样，必须要受到同样的尊重。在人格上，他们与老师是平等的。不能因为职业分工，以及年龄上的不同，其社会地位就高于他们的学生，就要享受学生们的这种顶礼膜拜。高校里也有许多令人不快的现象。我所在的单位是一所大学，这个学校的电梯门口就明确警示：学生电梯或教师电梯。如果学生误入其中，工作人员非把你赶出来不可。他们不明白这是严重的身份歧视！他们不晓得60年代美国黑人和白人坐公共汽车的故事。更可悲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安然无恙地维持了许多年，但却没有一个学生或教师论及此事。这不是死结是什么？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播种行为，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如果我们一代一代地不自觉地播下了黑暗的种子，我们有希望收获光明、善良和希望吗？

 

 

 

《经济学家网站》2005年7月16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7月19日。

 

 

 

 

 

 

 

 

 

 

 

 

 

 

 

 

 

 

 

 

 

 

 

 

 

 

 

 

 

 

 

 

 

 

 

 

 

 

 

 

 

 

 

 

 

 

 

 

 

 

 

 

 

 

 

2、重标轻本是腐败不断的真正根源

 

                                         

 

 

 

如今反腐的花样可真是层出不穷。早些时候，江西抚州县每晚在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安排一位市直单位领导，公开向社会述廉，把干部是否清正廉洁的评判权交给群众；近日又闻重庆市涪陵区从各界秘密聘用43名综合素质高、公道正派的人士作为观察员，对全区处级以上干部“生活圈”以及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 的情况进行“地下”监督，颇有武则天时代周兴、来俊臣再现的感觉。当然，从正面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一种体现，对大家深恶痛绝的腐败行为可以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来的问题：尽管反腐手段层出不穷，但是国家和政府公布腐败的案件似乎越来越多，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腐败的花样越来越让人看不清。人们有理由怀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人民网最近开展的一个网上调查，认为现实的反腐举措有效的仅占33.3%；而认为无效的，现实的反腐举措多数成了腐败分子手中道具的人占了63%以上，还有3%的人认为说不清。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认为重标轻本是根源。

 

    什么是标？普遍地不计成本、不计时间地开反腐倡廉大会，让每一个干部毫无例外地签订并无多大约束力的反腐倡廉协议书（全国现象），包括让官员夫妻之间签订所谓的廉政家庭协议书（河北承德规定），让政府官员上电视宣誓决不腐败（江西抚州规定）、公布反腐电话号码（太原曾公布7759481号码，是“妻我就是不要”的谐音）、禁止坐超标小汽车（晋、陕规定）、禁止住超标豪华住宅（北京规定），禁止使用女秘书（四川规定）、规定“四菜一汤”的吃饭标准（全国规定）、规定“干五群八”（江苏宿迁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上班时间不准打麻将、中午不能饮酒（四川、北京、公安部等规定），不准公款旅游（全国现象），不准赌博（北京现象）、不准包二奶（南京现象）、……，还有许多根本不值得写在这里条条框框，包括发廉政短信的规定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标。最近重庆市涪陵区别出心裁地搞一点类似武则天时代的秘密侦探，暗中监督处级以上干部的“生活圈”，是不是将来也要燃起一个炙热的火堆，重演请君入瓮的历史，目前尚不好说。不过，它也是标，这似乎是不用讨论的。

 

治标的措施是必要的，这似乎也不用怀疑。

 

假如一标都不治，何以治天下？

 

从积极的意义看，治标是反腐倡廉具体体现，治标是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起点。没有起码的治标行动，老百姓就不相信共产党要动真格的。

 

但是我们还要清楚：共产党毕竟还不能直接等同于老百姓。

 

共产党应该比老百姓看得深、看得远、看得准。战争年代，共产党是在野党、革命党，而今天共产党是执政的党、建设的党。

 

角色的变换要求共产党对治标和治本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那就是说，从维护长治久安的政治大局来看，仅有治标是绝对不够的。

 

仅有治标，我们的眼光会变得肤浅。

 

仅有治标，我们的行动会变得没有力度和深度。

 

仅有治标，我们的追求会失去方向。

 

因此在治标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治本。把治本放在比治标更重要的位置上。

 

什么是本？

 

本是深层次的东西。

 

具体到现实中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和上述许多具体性的措施相比较而言，制度性的建设就是本。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制度建设是更重要的事情。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也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

 

制度性的建设包含那些内容？我认为，普遍的选举制度，相互制约的权利制度，切实有效的监督制度等，以及人人都必须遵从的法律体系的建设，概括了我们所说的治本的主要的框架和基本的内容。

 

当这些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之后，我们的治标行动会更加有力和有效。

 

新闻、报纸等各种媒体，在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要对对社会所有党派实施有效的舆论监督，社会的各种权利机构包括政府要在有足够的相互制衡力量下有规则的运动。当某一个市长在廉政电视讲话中说了假话，或者做了与他的身份不相符合的事情，舆论报道会迫使当地人大或相关的部门及时做出自己的反应，甚至足以影响广大群众在最重要的民主选举这一过程中，用票数否定这个市长的所作所为。这将从根本的意义上保证这个城市的有序运行和正常发展。

 

本是分层次的。

 

和对万事万物的理解一样，这个深层次的东西也具有相对性的意义。

 

相对上述的制度性建设而言，文化建设又是根本的根本。

 

这不是宣传唯心主义，而是人类文明大道的必然归宿。动物之所以是动物，人之所以是人，其分野说到底是大脑、精神和文化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使我们懂得了人类进步有赖于物质发展这个基本的道理，但决不是让我们回到原始的、饮毛茹血的粗鄙唯物主义时代。物质变精神解释了这个时代的文化不同于以往的文化，但“哲学家的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语）

 

让更多的人从小就受一种健康文化的熏陶，让更多人在一种更宽松的环境下觉悟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设。当一条又一条的并不能产生多大用处的规定泛滥时，当大量的纸张耗费、和无休止的廉政会议成灾时，当一拨又一拨的领导干部一而再、再二三地演绎着那些言不由衷的宣誓、签约形式时，文化建设本身就从根本上受到了一种深深地伤害。

 

票选政府、权利制衡、舆论监督、法律制度和文化建设，是我们完成反腐倡廉历史任务中最为根本性的建设。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官员由上级任命的体制内，如果权利的垄断没有被恰当合理的制衡力量打破，如果在公权的范围内对舆论阳光留有不可侵犯的死角，如果我们的“新闻出版法”、“社团法”等重要的法律文件一直不能出台，如果教育、科学的运行方式和文化建设背道而驰，制约官员铺张浪费和贪大喜功以及种种腐败现象就是一句空话。

 

当我们远离马克思倡导的普选制，根本想不起它的时间表的时候，当记者的权利无法用法律捍卫的时候，当列宁的“垄断必然造成腐朽”在一些权利领域直接演变成腐败的时候，我们却用无数次的会议形式乞求官员实行“四菜一汤”、或者请求他们不要“包二奶”，请求夫人监督他们手中掌握的公权的权利，这是不是有点舍近求远？是不是有点标本倒置，是不是有点滑稽？

 

标、本就像是一个轮子。标居于外圈，本居于内圈。标、本相依，标、本相互制约。标、本功能和用处各有不同。要想轮子跑得快，轴承部位要使劲。要想轮子跑得稳，轮子外圈要平整。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大家都在做轮子外圈的秀，但轴承问题考虑得少。因此车辆难以走得快。基本的形式可能是必要的，但为形式而形式，耗费了时间，物力和人力，换来的是低速运动。

 

因此，再一次感叹：标本兼治，党之幸也，国之幸也，民之幸也。

 

 

 

注：本文刊发于《经济学家网站》2005年7月13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7月11日

 

 

 

3、优秀法官该不该拿百万元巨奖？

 

                                                  

 

早就听到优秀法官宋鱼水的故事，我很感动。今天早上打开“人民网”，看到在首页的显著之处刊登因她的模范行动获得百万元巨奖的消息，我又很吃惊。因为在我看来，有权颁发奖金的政府部门似乎再一次吃错了药，引导人们远离现代社会的规矩。

 

 

 

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里有三个需要思考和认真推理的地方：

 

 

 

一、宋鱼水的模范行动是不是作为一个法官的应该做到的？如果超出了一个正常法官通常工作的范围，有关部门应当给她正常的工作报酬和补贴；如果是正常的，只是比别人做的更规范、更出色一些，她没有理由去花由纳税人付出的这笔巨额奖金。按照现行的一般理解，法官目前是按照公务员的收入方式生活的。政府没有理由在已经确定的财政拨款的额度上另行追加额外开支。

 

 

 

二、法官工作报酬低是不是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时候了？这涉及到我们对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一个基本评价问题。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宋鱼水谈到两个现实问题：一是法官待遇和薪酬普遍不能保证“体面的生活”；二是因为人手问题，几乎每个法官都不能准点下班。什么叫“体面的生活”，？当我们在追求这个令人心动的现代用语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更多的人还处在连什么是“体面的生活”都还没有听说过的时代？且不说法官这个职业和无数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农民相比本身就存在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差距，且不说人民大众中对现行法官广泛流传着“吃了原告吃被告”的种种似乎不敬的看法和言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法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并不是已经沦落到比农民工这一类的人还低的地位，完全没有用百万元巨奖之类的做法，把这个社会已经变的很大的差距再度扩大。几乎每个法官不能准点下班，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是案子本身造成的，而往往是人为的干扰断案因素造成的。这是业内人士不言自明的事实。用多花钱发巨额奖金或者说增加人手来解决这些问题，肯定是吃错了药。

 

 

 

三、颁发巨额奖金之类的做法，将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引向何方？走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走向严格的法制社会、走向普遍的现代文明，是我们这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但是在给宋鱼水颁发巨额奖金的这条新闻报道中，我们体会到历史带给我们的一丝丝苦涩。计划经济留给我们的惯性太大了，几十年形成的思维难以在一个早上清除掉。

 

当我们按照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做法去思考问题时，宋鱼水的工资待遇问题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市场内部的竞争形成市场价值，市场外部的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并进而形成整个社会都要遵从的生产价格，行业之间的工资竞争自然也要服从这个一般规律的要求，这是马克思《资本论》早已阐明过的道理。

 

当我们用严格的法制社会的理念去思考问题时，宋鱼水恐怕根本就不敢拿这笔钱，因为我们哪怕动用这里的一分钱都要问这是否经过纳税人的同意。我看如果真正问纳税人谁最需要鼓励的话，他们会说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

 

当我们用普遍现代文明的观点去思考问题时，宋鱼水会感到非常的尴尬。由于法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现代社会中应该说一般都没有对法官的奖励制度，法官无论审理多少案件，都不应该影响其所拿薪金，否则，谁还能公正办案？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待遇。试想让宋鱼水拿100万元，让李鱼水、王鱼水拿100元，甚至不拿钱，白干，天下不大乱才怪！所以对这个特殊的行业来说，惟一的奖励只能是法官本人的社会声誉度。而声誉度又必须和法官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中国的断案体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法制社会。  

 

 

 

谨从上面三方面做一简要阐述，不难看出把巨额奖金和“人民法官”的光荣称号混在一起的危害，真是应了哈耶克的名言：“本想兼得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好处，不想却兼得了二者的坏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6月15日。《经济学家网站》2005年6月15日。

 

 

 

 

 

 

 

 

 

 

 

 

 

 

 

 

 

 

 

 

 

 

 

 

 

 

 

 

 

 

 

 

 

 

 

 

 

 

 

 

 

 

 

 

 

 

 

 

 

 

 

 

 

 

 

 

 

 

 

 

 

 

 

 

 

 

 

 

 

 

 

 

 

 

 

4、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  

 

从人民网上读到一条消息：山西领导干部配车有新规，县处级不得超过25万元。看到这条新闻心里真不是滋味。消息是从正面报道的，但产生的后果完全是负面的。这一报道折射出山西普遍存在的政策意识落后的严重性，反映出山西各级领导的执政水平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存在的较大差距。作为已有高速公里和发达地区相连的山西百姓，我们为这样的规定感到羞耻；作为处于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居民，我们为山西能否奋起直追，在较短的时间里赶上其他发达地区感到担忧。

 

山西不太富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们随手可以举出权威部门给出的数据来说明这一点。2001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对全国4.4万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显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24元。其中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为6017.6元；山西人均可支配最低，为2493.72元，比全国的的平均水平低930.28元。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月收入为570.65元.上海最高,为1002.94元.北京位居第二,为963.21元.以下依次为:浙江、广东、天津、福建、江苏、山东、湖南、重庆和广西。山西不见了踪影。 

 

2002年算是山西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34.36元，排在全国倒数第七，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仍然低1468元。

 

在收入水平如此落后的地区，领导干部的坐驾却保持了一个不低的水平：25万元的轿车！而且这还是清理纠正超标、超编以后的水平！事实上，在相对贫困的大街上，官员们高档的轿车的穿梭横行，已经给当地群众造成非常不好的印象。

 

人们不敢想象25万元以上又是一个什么水平？就以25万元算，它已经可以买别克、蒙迪欧等档次相当高的车了！

 

25万元！在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心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它差不多相当于山西一个农民的100年的收入！相当于山西一个城市居民50年的收入。

 

加上司机的工资、油耗、维修、保险，还有养路、道桥等各种费用，山西的老百姓每年为这些县处的坐驾要买多少也许本不该买的单？

 

我曾经到紫禁城里参观，解说人员告诉说，慈喜太后的一顿饭要吃掉500个农民的半年劳作。我不知道，山西众多的县处以上的25万元的坐驾将会给这一方百姓带来多少负担？

 

25万元以下的车是否就不能坐？坐上十几万元的桑他那或者几万元的北斗星或奇瑞QQ是不是就不能给老百姓办事？

 

远去的战争年代没有今天这样的高档轿车，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要员或将军一级的大官们，大多坐美式吉普，显示着统治者的高贵。在延安的土窑洞和西柏坡简陋的村舍中与百姓打成一片的新中国的先驱们，却骑着马甚至步行着，走上了天安门！没车的打败了有车的，小米加步枪的胜利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之一。

 

后人们是否应当汲取先辈们的教训？

 

事实上，整个世界都已经不同于昨日，中国正在改变自己的面貌。公车使用办法在不少地方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经验。只有在非常落后的地方才变着法儿，让“官本位”的阴魂不散。尽管这些法儿有着太好听的名字。

 

不要借口坐价格低的车进不了省府大院，只要你真正想为百姓办事；

 

不要说价位低的车不安全，只要你心里始终装着百姓的安危；

 

不要为车的价位低感到不光彩，只要你想一想多少百姓还没有钱买自行车。

 

这是无须高深的经济学知识就能算过来的一笔帐。

 

把你的心交给百姓，一切荒唐的政策和报道就自然终止了！

 

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

 

  它可以称出你该坐多少万元的车！

 

注：本文刊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5月23日，《经济学家网站》2004年10月9日。

 

 

 

 

 

 

 

 

 

 

 

 

 

 

 

 

 

 

 

 

 

 

 

 

 

 

 

 

 

 

 

 

 

 

 

 

 

 

 

 

 

 

 

 

 

 

 

 

 

 

 

5、再评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

 

 

 

 

 

本以为只有山西人有“闫老锡”的窄轨陋习，不顾国人反对和民众呼声，独自制定了领导干部坐25万元车的特殊标准，不曾想素有秦晋之好的陕西老哥们齐头跟进，于近日也制定了领导干部坐车的豪华新规定。略有不同的是山西的规定是县处级干部坐不超过25万元的豪华轿车，而陕西省规定的则是厅级干部不超过27万元的标准（见人民网6月3日主页引自《华商报》的消息）。

 

我不否认《华商报》的记者和人民网的编辑们是从正面报道从陕西方面发来的这一消息的，就和去年把规定坐不超过25万元的轿车当作山西人民的领导反腐倡廉，勤政为民的喜讯一样。但是正如去年我和广大众多的网民的感觉一样，大家不约而同地再次批评陕西的这个规定，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去年当山西的这个规定发布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直接批评这种脱离群众、扩大差距、败坏风气、离两个“务必”越来越远的官僚规定。我把文章发布在人民网的网友的留言版里，虽然没有任何稿酬，但我很欣慰，因为有几乎所有的网友都支持我的观点，甚至有网友留言：为什么不把这样的文章拿出来讨论？

 

今年陕西的这个类似的做法出来后，我再一次提出我的看法。但是人民网上的留言版上怎么也贴不上我的这篇文章，这让我感到几份悲哀。

 

我不服气。我想再一次论证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并把它拿到允许发表我的看法的地方来讨论。因为我一直执拗地认为，像这样的规定最好少出台一点，看着这样的规定就像吞下了令人恶心的苍蝇一样。

 

 

 

我先摘录一下自本消息在人民网公布以后12小时内的留言，一共两页31条（有一条重复）：大家可以从这里感受社会民众对这种规定的反应。

 

1、 希望不是在作秀。

 

2、 公共交通是平民百姓坐的,专车是干部坐的,人与人不同,花有几样红.......

 

3、 我们这些市厅长，配一辆奇瑞QQ 或夏利车就足够去了。眼珠子就长对了地方，神气十足样子也好少一点。最好能学学邮递员王顺友自带干粮行李为民服务。

 

4、 公车问题世界应跟中国接轨。中国做的最好。

 

5、 我们这些市厅长，配一辆夏利车就恰如其分。眼珠子就张对了地方，神气十足样子也好少一点。最好学学邮递员王顺友，为民服务几十年，警卫保镖都用不着。

 

6、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早就懂得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对于“反对军官骑马”的平均主义倾向的批评耳熟能详。他们并不反对领导干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乘坐轿车。然而，他们只是不理解的是坐27万元的轿车与坐13万元的轿车在提高工作效率上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坐了27万元的车子陕西酒会实现跨越式的的发展，而坐了13万元的车子，陕西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这无论是从反腐倡廉的高度还是从客观事物常理的角度，都是有违于逻辑的。我们不知道陕西有多少厅局级干部，也不知道如此规定的依据是什么？在全党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日子里，忽然地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让人们觉得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7、 你懂什么！这是官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8、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他们对毛泽东当年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对“反对军官骑马”的平均主义的批评耳熟能详，他们并不反对领导干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乘坐轿车。他们只是不明白，坐27万元的扯与坐13万元、7万元、3万元的车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坐了27万元的车子陕西经济就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坐了价位较低的车子陕西的发展就收到了影响？看到这个数字，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当年一个县委的常委会只配一辆吉普车的岁月，那时候，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何其亲密。原青海省副省长、后来坐了公安部顾问的我党高级干部孟昭亮在受到迫害降职道陕西兴平市担任县委书记时，经常起着自行车遐想。吃了群众一块钱的西瓜，都要付钱。至今在群众中传为佳话。群众不明白，这个规定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在全党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日子里，出台这样的规定，也许主观上是为了遏制坐高级小轿车的风气。然而，由于他违背了客观事物的逻辑，所以，让群众很寒心。陕西怎么了？经济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车子的价位却不愿意地哪怕一个档次。

 

9、 取消所有公车,改为打的报销!

 

10、            27万是个政治待遇，我买辆7万的车，剩下20万养个小秘。

 

11、            怎么还不见对阜新高官王亚忱进行调查。

 

12、            车本来是代步工具，但在一些官员眼中，车上了档次才有威风，车上了档次才有身份，有了威风和身份自然才有水平。这样奇怪的逻辑不知在社会主义中国还要存续多久？！

 

13、            不得配公车！！！

 

14、            当官公车改革为小型，只要坐位，去掉车尾箱。既可辨识，又不能装礼品。当官所到之处，车尾箱不上锁，回家后打开车尾箱，高档礼品满满。

 

15、            为什么中国的“公仆”的坐骑就不能规定是国产品牌的,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爱国强国,难道只管提出,而不去身体力行？亦或是执行对象只限于百姓？我看是现在的“公仆”完全退化了，哪还有公仆形象？谁看了都像是人民的统治者形象，是人民的“主子”！党风要变，各级政府要真正成为“公仆”型政府，车子和房子改变是起码的。放下官架子，抛开安乐窝，人民才会开始相信有了当公仆的决心。坐国产车一样能跑，而且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部门官员都是坐国产车，连韩国也是，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不行？我认为坐国产车没什么丢份，还可以带动民众也买国产车，而我们的民族工业在这一代发展不起来，我们这些“公仆”才真正丢份。不过，可能有人不怕丢这个份，因为他没有了责任感和民族感，只要自己有了富翁感。

 

16、            应该将这些极度官本位思想的纪委领导撤职！！！！！！！

凭什么要27万？为什么不能打的？

 

17、            要为‘人民公仆’的待遇而奋斗！

 

18、            人们冠冕堂皇地进行腐败。陕西的规定虽比没规定好些，但也不是新举措。

 

19、            厅级干部配车不得超过27万？我们暂不说这个数字定的高低。这个规定一出就会被那些极尽理解政策内函之能事的政客们作出合理解释：新标准是27万，而我的车不到27万，赶快换车，价钱越接近27万越好，否则就没将政策“用足”。这一算来27万元以上的车没砍下几辆，而原来20万左右的车都水涨船高的升到了27万。一定要紧防这一现象的发生啊！前些年某省给局级干部调整住房就是前车之鉴啊！

 

20、            政务一定要公开化,领导同志的各种生活优惠和待遇一定要公开化!黑箱操作害了同志,毒害了人民,离间了干群关系,也影响了党的形象.一定要让群众有更大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让群众说了算！

 

21、            订立制度关键要落实！否则，只是形同虚设，是政治做秀，只能导致恶性循环，让党寒心，让老百姓失望。

 

22、            他们没有腿吗？

 

23、            厅级干部配辆专车是必要地，有利执政有利为民是高效地；发文规定配27万的车是多余地，坐7万的国产车厅级干部是应该地；不用纳税人的钱助长民族工业，你这个厅级干部是多余地；纪委发文应该是严肃地，以规定的形式助长歪风是错误地。

 

24、            陕西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你省有多少厅级干部呀？一个人27元来购置车辆，全省需要多少钱呀，可怕！

纪委的这个规定事实上在保护公车腐败，你一个厅级干部坐上27万元的车要去干什么呀，我看地厅级干部不要固定专车，适当发点交通补助就行了呀！

这个纪委发这个文件，看来原来这个省的厅级干部的车辆肯定比这个价要高的多呀！（魏武挥鞭）

 

25、            想不通啊公仆何不向公民看起

 

26、            请问工人农民上班给配什么车?人民不是主人吗?

 

27、            不会是在作秀吧?!

 

28、            这就是公车制度改革的“成果”? 完蛋!

 

29、            真不知道这27万怎么算的？26.9999万元行不行？真服了这些决策者！

 

30、            27万？几所希望小学？一年的养车费又是多少？是公仆吗？可怕！！！！

 

 

 

只要稍微读一读这些已经通过人民网编辑为确保国家社稷江山永不变色而严厉筛选的来自各种行业和各个领域的人们的这些留言，我想，也许完全用不着政治家那多少神圣庄严的宣誓，也完全用不着经济学家进行多少次投入产出的唬人的计算，甚至一般治理都要使用的法律重典和文学辞藻等等都不用，哪怕就是让那些只上过几天学的最被人看不起的农民去思考，也不会不明白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道理。

 

 

 

老百姓过分在意领导干部坐车吗？恐怕不是。中国的老百姓恐怕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最能体会领导辛苦的阶层了。为了工作配一两部车，方便下乡调查，有利为大众做事。不会有人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的。问题是所配车辆档次过高，超出民众的价值期望，事情就走向反面了。工作配置演化成特权等级需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延伸为纳税人的过度支付，这就值得人们思考了。正如上述的一段留言所写的：难道坐13万元的车就办不了27万元的事吗？显然不是。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思想上的偏差导致领导者们的政策偏差。脱离群众自然在所难免。

 

 

 

治理国家很难吗？我看不难。只要真正恢复人民公仆的本来面貌，一切都会顺通与和谐的。不顺通、不和谐多数情况不是来自基层百姓，而是来自占据统治地位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的那个部分。当一个“人民公仆”认为27万元只是一个极小的费用时，我不知道我们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距离还有多远？小时侯经常听“罚人吃肉”的故事，我不知道秦晋两省的大员们，你们是不是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陕西省的经济情况我知之不多，但我知道在全国的人均GDP中绝不是靠前的。为石油引发的官司争执，拼装汽车造假，偷油炼油等这些上了中央新闻媒体的重大新闻，使我相信古人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些新闻不可能说明陕西这块地方已经非常富足。相反它还有着太多的有待发展的事情可做。在这样的背景下，规定出27万元的用车标准，会不会在老百姓和领导干部之间掘出更大的鸿沟来？

 

 

 

读一段当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消息吧！该报创刊第四天，即1946年5月19日的一版上，有一则《边区政府重要启事》： 　　“根据本府政务会议决定，为节省财政开支，本府会部马匹饲养员已编成运输大队，从事生产自力更生，凡规定有专马公马人员因公外出时均酌发车马费。因饲养员已全部取消，今后各方人员，乘马来本府者，须自带饲养员喂养，本府概不负责，特此声明，诸希鉴谅。”

 

 

 

陕西省出台厅级干部用27万元车的规定，在这一则消息面前该作何感想？

 

 

 

我把去年写就的“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再次附录本文之后，和秦川大地的朋友门商讨，看看县处级、厅局级到底坐多少万元的车，大家就满意了。

 

 

 

注1：本文刊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6月6日，《经济学家网站》6月3日。

 

注2：附录另见《领导干部该坐多少万元的车》

 

 

 

 

 

 

 

 

 

 

 

 

 

 

 

 

 

 

 

 

 

 

 

 

 

 

 

 

 

 

 

 

 

 

 

6、单行道随想

 

                     

 

 

 

在美国，你会到处感到单行道的存在和便捷。高速公路上的单行道是最常见的，无论你要快速浏览传统的东部文化都市，还是驾车飞驶去宽阔的中西部原野，你都会深深感到单行道给你带来的舒适与惬意。在变换线路的各种大转圈上，你会不知一次地想到，如果没有这种按照单行道原理设立的各式各样的立体交叉行车路线，驾车的人将不知会在什么样的塞车状况下熬过那焦急难耐的时光。事实上，完全停滞不前的塞车是比较少见的，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意外事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方便和快捷的单行道。

 

城市道路的单行道也是极为普遍的。纽约是世界上率先实行道路单行化的城市。早在80多年前，纽约就启动了这一创造性工程。20世纪20年代，曼哈顿已经有2800公里单行道。目前纽约有860万常住人口，汽车近300万辆，80%的道路是单行道。当然世界城市中不是只有纽约有单行道。英国伦敦有700万人口，70%的道路是单行道。法国巴黎有1000多条单行道，有些单行道宽大无比，竟然有六个车道。日本东京的单行道总长度达3400公里。新加坡也已经实现了道路的单行化。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里，不仅仅只是在高速公路和城市行车线上才有单行道。在商店、车站、机场、旅馆等一切可能发生拥挤的地方，出入都是按照单行道的原理去设计和安排的。在这些地方的大门上或走廊里用各种醒目颜色明显标出IN或OUT，以确切地告诉你该进哪一个门或走哪一条道。停车场的单行道是最常见的，即便是把车停在很小的一个地下车库里，那里只允许建一个出入口，这个出入口也要按照一边是进，一边是出的原则，设置成单行道。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交通流量，提高车辆进、出口的速度，并且会有效地减少磕碰事故，避免各种各样可能引起的麻烦。

 

在邮局这个寄送包裹和收发信件的地方，也可以见到单行道。哪怕只有两三个人来办理业务，人们也会自然地按照单行道围栏自觉地排起队来，顺次到各个窗口去办理业务。这个围栏一点不讲究，仅仅是在离地面不到一米的高度上盘起一条很细的线段而已。它提示大家都按单行道的规则来办事，既体面又有效率。当然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寄一封普通的信件，就可以不必在单行道上排队，用硬币投到自动售票机上就可以取出邮票，粘贴好放入信箱即可。这种设计，在银行办理存汇款等业务时，也经常可以见到，只是自动取款机跟前的人稍多一些。当然如果取款的人多起来，大家自然也就在一米线之外排起了队，又形成了另一种单行道。在银行的柜台前，几个人拥挤上去，争先恐后地要求业务员办理事务的现象，是绝不会发生的。车站售票处的单行道可能出现得更早一些，这可能和高速公路上的单行道的影响直接有关。人们似乎从一点都不能马虎的行车规则中养成了习惯秩序，在前面的人没有把车票买妥之前，后面的人是不会冲上去的。逆单行道而来的插队加塞的现象是很难看到的。不用说，单行道的自觉行为是靠整个社会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维系的。

 

当然，单行道的做法更离不开管理者的尽职尽责。

 

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公园里，单行道原理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里有许多展览或游戏是被观光者所特别喜欢的，人群拥挤似乎很难免。为了让游客们愉快地有秩序地打发掉等待的时间，公园的管理者，在人们所等待的大厅里用很细的绳子设计了弯弯曲曲的单行道，让游客们有秩序地绕过来转过去，与此同时，在墙上布置了和本次参观内容有联系的各种各样图案、实物，供大家欣赏。这里人固然很多，但由于充分利用了单行道的原理，所以并没有显出难以忍受的状况。于是，大家都感觉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没有人会由于惧怕拥挤而打消再次前来的念头。

 

大型集会中更要充分利用单行道的优点。三月间，我们曾在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城市里参加过一个草莓节，这样的节日类似中国的城镇中的商品交易会。进入会场是要收费的，但入口和进口就不是同一个大门，这样可以保证在人流高峰时，快速进出。每年七月四日国庆节的焰火晚会还有其他市庆日等大型活动，我们都能深深地体会到管理者在利用单行道的优点去及时疏散人群。让人群拥挤致死，是极为严重的事故，任何一个市政管理者都不敢对此掉以轻心。事实上，要让庞大的人群不至于感到过分拥挤，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对民众的责任心问题。简单地关门封闭，绝不是最好的办法。今年春节期间，密云县因去年踩死人而关闭花灯会的做法令社会大众耻笑，这是没有正确履行执政能力的最典型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当然不仅只在密云县有。中国的大连、广州、南京、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城市，近几年来不同程度地开辟了一些单行道，但总的说来，步子是太慢了，北京的做法更有教训之处。北京这些年来投资几百亿，修建了100多座立交桥，但交通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现在北京的立交桥比北京多10倍，车比纽约少得多，但交通堵塞和拥挤程度要比纽约严重得多。

 

这和我们对城市交通建设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上采用拓宽道路或增建双向路、环行路、高架路、立交桥、地铁等方法来解决交通拥挤。在资金非常宽裕的情况下，这当然是可以选择的。但忽视道路单行化的做法，让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效益大大地打了折扣。以笔者愚见，重视城市道路单行化建设，至少可以在节约资金的前提下获得如下的好处：一、比双行道增加数倍的行车流量，方便交通管理；二、大大减少因会车避让带来的交通事故，降低汽车使用的社会成本；三、节省大量的因拓展道路而不得不增加的拆迁费用，节省各种修建地铁、立交桥的费用；四、由于单行道提高车速而带来的减少汽车损耗、油耗、尾气排放等各种间接收益。

 

这是不用学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原理就能懂得的浅显道理，关键在于要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正确信念。从这里出发，观察单行道、思考单行道，建设单行道，国内各种公共管理者，都会从中悟出真实的伟大意义。

 

 

 

载《经济学家网站》2005年5月29日，湖北《学习月刊》2005年第7期。

 

 

 

 

 

 

 

 

 

 

 

 

 

 

 

 

 

 

 

 

 

 

 

 

 

 

 

 

 

 

 

 

 

 

 

 

 

 

 

7、观一组领导照片有感

 

                                                 

 

从一家名叫“天下星友”的网站上，我看到网友传上来的一组不同的对比照片。一边是下雨时我们某地方领导们在陪同人员的簇拥下的照片，就如我们平常所见的那样——旁边的陪同人员替领导打着伞，极尽阿谀逢迎之态令人酸楚赧颜。另一边是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其他政要在雨中分别为自己的夫人撑伞避雨的照片，让人感到领袖人物和社会民众的近距离接触。

 

我绝不是欣赏发达国家的生活习惯，更无意为西方的民主政治唱赞歌，但我的确为我们的一些官僚主义十足的领导作风感到难言的叹息！前不久我还看到另外一组雨中工作的精彩照片：某大学城的奠基仪式上，一群领导们装模作样地在雨中挥锹填土，而每个领导的后面却都站着一个身着红色绸缎服装的漂亮礼仪小姐为其撑伞避雨！滑稽之形，令人难忘！

 

中国人怎么啦？怎么一当领导就变得高人一等？怎么一当领导就变得不遮风不挡雨了？怎么一当领导就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领导们，当别人为你撑伞避雨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为你避雨的人此时正身临雨中！当你被他们服侍得舒坦滋润的时候，你可想到人与人天生本应是平等的？ 当你们在集体出演那一幕幕背后连你们自己也觉得好笑的滑稽戏曲时，是否还能记起胡总书记的“权为民为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谆谆教导，是否觉得自己的领导方式离和谐社会的目标将越来越远？

 

我们关于平等、亲民、和谐的话题，绝不仅仅体现在为领导撑伞的这样一些情节中，无论是正式会议还是现场办公，也无论是机关事务还是生活安排，为领导们作好等级排列是最重要的事情。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头脑中最可怕的不是事情本身是否得到解决，而是领导的座位排列是否妥帖。事实上，在各种本来是大家应当平等讨论的会议上，哪怕是最普通常见的学术讨论会上，人们都在着力体现领导发言的指导意义，甚至在酒席饭桌上，中外西点的享用以及荤素玩笑的分寸掌握上，人们都得看着领导的眼色说话。

 

领导，现实中的领导已经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词汇。据说歌厅舞场、桑那浴室等服务场所的迎客词已经不再是“老板”、“大哥”而统称“领导”。从人们之间互称“同志”到“老板”“大哥”，再到今天的“领导”，这是社会无奈的变化，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悲哀。

 

这个悲哀有着太多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性因素。领导，掌握着社会的基础性资源，决定着人们财富分配的多寡，也决定着人们的升迁和沉沦。尽管我们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已经进行了多次改革，但现实生活中为领导撑伞的这一类现象昭示着这一改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注1：本文刊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5月30日。

 

注2：在我写完此文并将它发表出来后，作者又见到了三条和打伞有关的消息：

 

第一条：2005年6月10日，由重庆市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主办的“关爱女孩”活动在街道新工社区举行，9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大雨中为观众表演舞蹈《金葵花》。坐在第一排观看的区委、政府和教委等有关部门领导或撑着伞或者由别人撑着伞在雨中观看。活动在雨中持续了大约10分钟被迫停止。原因是众多围观市民发出了“孩子们真遭罪”的责备。（附图）（见21CN.COM网站）这意味着我关于伞的议论还真不是无病呻吟。

 

第二条：2005年7月3日，由“天下星友”网站发布的温家宝总理在梧州视察时自己打伞的照片，与此同时还有一张广西省长自己打伞的照片。我的直观的感觉是：官员打伞问题，看起来事小，深究起来事大。但愿中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能在新一代领导人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快速走向现代文明。（如果条件允许，我将把这些新闻照片传给大家）

 

第三条：2005年7月1日，新任山西省代省长的于幼军到山西上任之初借伞寓意，对3300万当地人表达了这样的心愿：“站起来当伞，为百姓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但愿山西这片尘封已久的黄土地，在具有创新意识的新领导人的倡导下，正确地撑起自己的伞。

 

 

 

 

 

 

 

 

 

 

 

 

 

 

 

 

 

 

 

 

 

 

 

 

 

 

 

 

 

 

 

 

 

 

 

 

 

 

 

 

 

 

 

 

 

 

 

 

 

 

 

 

 

 

 

 

 

 

 

 

 

 

 

 

 

 

 

 

 

 

 

 

 

 

 

 

 

 

 

 

 

 

 

8、养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一年需要多少钱？

 

                                                        

 

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除了人民给他发工资外，其它的收入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收入，在这里，不拿特别富裕的县也不拿特别贫穷的县做比较。我们取一个中等水平的县，所谓中等也就是人口、土地、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经济发展处于中等位置。 

　　我们姑且拿这样一个先来做比较，它位于平原地区，人口50万左右，财政收入2亿元左右，耕地55万亩左右，这样的县我认为可能处于县域经济发展的中等位置。好吧！下面我们就算算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 

　　一年的工资一个月按1200元计算，一年充其量能挣15000元左右，但这只是一个小数。如果只能挣这些，恐怕谁也不会挤破脑袋往上钻了，因为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收入，而其他收入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1、提拔干部：一年提拔一次干部属正常，全县平均一年提拔干部40人也不为过，一个人平均送1—3万元属正常行情，《龙年档案》的电视剧对这种过程有形象的表述。仅此一项就，可捞取40—100多万元。 “要想福，动干部”，已经不是一般的传言，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

　　2、大中专学生工作安排：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大中专毕业生需要安排工作，本来大中专毕业生到家乡就业，可以为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应该常开打门欢迎，可是，对腐败的县委书记来说，这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想安排的工作好一点，就需要送3－5万元，差一点的也需要1－3万元，而这些人事安排权一般由县委书记掌握。送的礼除去一些其它费用，安排一人可得1万元计算，一个中等县一年至少要安排50人。这一项可捞取50多万元。 

　　 3、节日受礼：一年又两个节日要收礼，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春节。一个县要有乡局级单位100左右，肥一点的乡局级单位一个节日要送5000－10000 万元，两个节日就是10000－20000万元，清一点的单位一个节日也要送1000－3000元，两个节日需要2000－6000元。为了好计算，我们平均一下，保守一点估计，一个单位一年两个节日送5000元，这一项加起来总共50多万元。 

　　4、工程回扣：在当前要求显现政绩的情况下，各县都要搞什么形象工程、献礼工程、亲民工程等等，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工程在资金运作上都是暗箱操作，成了名副其实的捞钱工程，一个中等县一年上3－5 项目很正常，平均一个项目拿回扣10万元，估计的不算多，一年下来，也可捞取40－50万元。 

　　5、工作费用：按照现行有明文规定的用车标准，需要25万元的车和一个司机，一年也要50万元；还有近200平方的房子等等。 

　　6、生活费用：到了县委书记这个级别，吃饭基本全部由全县人民负担。喝酒基本都是五粮液以上了，平时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都是要全县人民给他报销。一天离不开二百元费用，一年这一项也要7万元左右。 

　　7、其它费用：以上说的都是人们常见的几种捞钱的方式，并且计算的数字都是很保守的，一些高明的县委书记可能还有更高明的方式。本人不敢乱加猜测。 

　　这样计算下来，一年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就会很正常的捞取全县人民的血汗钱1+2+3+4＝300多万元，他的全部花费1+2+3+4+5+6＝500万元左右。前几年有人说过，中国搞垮美国的办法其实很简单，不用核武器，不用战争，只要中央派一百名县委书记到美国任职，就会搞垮美国，花垮美国，就会对美国和平演变，我想这种预测不能不说没有效果，但是就怕我们的县委书记们到美国去后，过不了第一关――选举。

 

 

 

原文署“知名不具”，《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7月15日

 

9、仇和何时不再替民做主？

 

    

 

[“人民网”5月27日转载《新京报》文章：宿迁市委书记铁碗治理人情宴，动用纪检、监察和其他行政部门，严处婚丧嫁娶摆酒席超过“干五群八”规定的冒犯者。]

 

 

 

说实在的，看到这样报道，想想仇和书记的做法，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仇和书记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愿意做一点事情的人。在今天这样的官场上，能有这样的敢做事、敢负责的书记，而且能把官一直做到市委书记上，还真不容易！在这一点上，我们赞赏仇和书记，崇敬仇和书记，羡慕仇和书记。

 

但是，往大了说，往远了说，往深了说，我们又不能赞同仇和书记的做法。因为它的做法在远古的时代行，在落后的基层行，在偏僻的山区行；但在今天的时代，在解决了温饱的地区，在整个国家都将快速进入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不行！

 

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些做法违背现代文明精神，抵触“人权至上”的世界性潮流，混乱党、政、经、法各自权属和权能，应当归属于“毒树之果”一例。如果引用历史，说的更深刻一点，这种做法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善良愿望和造成的十年恶果并无二致，就算是和二战时期的法西斯统治也没有原则之区分。

 

人的自由是一种崇高的追求。马克思说过“人的目的在于人本身”，“一个社会的充分发展应当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当仇和在批准强令执行的“干五群八”的政令时，是否听说过马克思还作过这样的指示。就算仇和在心中把在美国的半年学习当是拿公款到西方国家去打水漂，马克思的指示总不能不听吧？难道我们的干部除了“自我中心”论以外，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文化遗产和先进文明这些词语和概念吗？

 

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政权是共产党打天下动员群众时最令人振奋的口号。当我们得到天下后不是把人民当作主人，而是习惯地按照几千年的习惯去统治臣民的时候，躺在地下的英烈们会发出怎样的叹息！

 

再说的远一点。摆几顿酒席又能怎么样？酒席宴桌属第三产业中的饮食服务业，这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人为地限制酒席宴桌，就是破坏第三产业的发展，动用纪检行政等部门强制性地执行，更是这个社会负效益活动的典型！它不仅造成党、政、经、法活动范围的混乱，更会对酒文化、食文化这些带有特色的发展的造成严重的障碍。按照这种想法，和谐社会是难以到来的。

 

我当然不怀疑仇和的想法和初衷是好的，就和我从来都不怀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一样，今天甚至我们都没有理由过分责备“林彪”、“四人帮”个人动机。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人，同时也是历史的人。文革当年我曾在农村劳动，那时的每一亩土地种什么和怎么种都是要通过公社的现场会去指导的。政府总是认为自己比群众聪明。事实上大家连肚子也填不饱。我和仇书记或许是同龄人，在我们本应接受教育年代里，脑袋里灌注的是一片空白，既不懂东方文化，也不懂西方文化，就算是有偶然的机会到西方社会参观一番，也仅仅只是浅尝辄止。我希望被文化革命耽误了教育的一代，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一代，特别是这一代中掌握很大权力的人认识到，当历史已经证明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一件愚蠢事情的时候，你们就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样，国家幸之，百姓幸之！

 

 

 

注：本文刊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2005年5月23日。

 

 

 

 

 

 

 

10、雪落无声、田奇庄、知识分子及其他

 

                                  

 

 

 

读着雪落无声对田奇庄文章及背景的介绍，心中飘起一缕缕道不尽的思绪。什么叫知识分子？我看这些人才能叫知识分子。能够与这些人为伍是个人的荣幸，是社会的欣慰。

 

为正义和良知而活着，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做阿谀奉承之事，在雪落无声和田奇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中国社会缺什么，我看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为国家和社会进步而呐喊，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这种责任感，只能称之为芸芸众生，而不能出类拔萃成为社会关注的领头军。

 

淡泊功利，这是知识分子的律己低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知识分子就可能和市侩商人没有两样。

 

这些要求我看来，雪落无声和田奇庄都做到了或者正在做。为此，我崇敬他们，钦佩他们！

 

在我们现实社会里，和他们采取背道而驰的做法比比皆是，在一定的时段，甚至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让人感到无比的悲哀。

 

有些人号称知识分子，有博士、教授、研究员、馆员以及多得数不清的似乎和知识有关的头衔，但骨子里是愚人、蠢人。他们根本就不配知识分子的头衔。

 

有些人号称是知识分子，每年都掌握着大量的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但大家都知道这是通过不正常的社会途径和手段得来的。

 

还有些人号称是知识分子，但自己所从事的是市侩和商人的事业。

 

教授把博士的帽子送给官员，官员通过财政拨款支持教授。是当今社会最影响知识分子形象的龌龊苟且之事。古代的官商不分，在今天的社会中演化为政企不分，在学界则演化为官学不分。高校的领导们拼命在一个个外行的本质下涂上内行的外在油彩。一个梢懂专业的人一旦成为学校领导，立刻繁殖起一大片所谓的学术队伍和学术成果来，靠的不是学术的力量而是行政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但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田奇庄先生很幸运。他有无穷的知识，但他的知识不是在中国的官房学的背景下得来的。他可以少去这份围城烦恼，他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知识化为物质力量。听说他还在争取做人大代表。凭他的文才和知识分子的品格，我看行。

 

雪落无声也是好样的。发现田奇庄、鼓励田奇庄、举荐田奇庄，是你们在电子媒体时代做的一件大好事，通过你们，大家认识田奇庄，了解田奇庄，支持田奇庄。更多的人这样做了，更多的人具有了知识分子的品格，中国就有希望了。

 

 

 

 

 

注：本文署名“知名不具”，刊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6月3日

 

 

 

 

 

附录：田奇庄印象

 

雪落无声

 

百无一用是书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

 

 

 

看到田奇庄兄《韩桂芝罪小，黄马褂罪大》一文后的第一个留言：“有理却无力，有理而无用！古语曰：百无一用是书生。然也！”之后，这几天总想起这几句话。

 

 

 

一直想跟奇庄兄聊聊这个话题，可是看到这句话后就没在网上遇到，许是他公司的事忙，许是病中的夫人仍需照料。

 

 

 

我不知道奇庄兄算不算书生。我做着田奇庄时评的责任编辑，却从未能和奇庄兄谋面。

 

 

 

最初请奇庄兄来开专栏，真的是能用不揣冒昧来说了。在凯迪网络的猫眼看人看到他的“选民素质低”质疑，觉得很合“中国选举与治理”的主题，然后又搜了一下他的其他帖子，嗬！乌克兰大选危机与中国选举隐患，人大何时长成大人？ 多设副职官位就是蔑视国法……

 

 

 

又看到了奇庄兄的个人主页灵鸟网--田奇庄时评杂文选，对这个人的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文如其人”这话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是有些人的文字，就是让人觉得，你读到的这个文，就是他那个人！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不请写这些文章的人来开专栏，还能请什么人呢？

 

 

 

就给奇庄兄发了短信，介绍了网站，说了想法，奇庄兄很爽快地同意了。

 

 

 

奇庄兄下笔很快，最初我叹他才思敏捷，后来想明白，这不仅仅是才思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勤奋。如无特殊情况，奇庄兄每日凌晨4点起床用功——这一点，我除了表示一下佩服外，连虚晃一枪表一下要效仿的意思都没有。谁都知道，熬到“三更灯火”容易，“不明求衣”则需要毅力撑着。

 

 

 

但很快我又发现，勤奋远不是奇庄兄最令我敬佩的地方。

 

 

 

奇庄兄的《致潘维：否定民主必成垃圾》在网上引起颇多争鸣。有怀疑田奇庄别有用心者说，此文怕是“奉旨而作”。读之哑然。要是硬是说奉命而作，也对，我就是那个“下命令”的人。

 

 

 

最初读到潘维先生《乌克兰的选举与选举迷信》，很想一驳，无奈功力实在有限，和奇庄兄聊天时说起此文，奇庄兄欣然答应一试。写成《民主选举怎么成了“多数决”？——与潘维先生商榷》，稿子到了我手上，动了下标题，有“卖标题”的嫌疑，但自认不为过。

 

 

 

后来有“姜白石”先生与奇庄兄争鸣，这个名字引发人无数联想的姜白石先生笑奇庄兄“无知无谓（畏）”云云，并开了个书单说“老田想好好研究的话，看看萨托利的《民主新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Robert A. Dahl的Democracy and Its Crisis（可不能看他老来糊涂的《论民主》）就能搞清楚点了，呵呵。再不济，国人写的《西方民主史》（应克复）和《古代的民主与共和制度》（郭方）尽管有些错误，但总归还算入门，有时间充充电再来骂人吧。”

 

 

 

奇庄兄还真算不得上是书生学者，他从不讳言这一点，他的自我介绍是：“笔者1953年出生，1966年文革开始上初中，后来下乡、当采煤工、装车工、1984年参加招聘考入《峰峰矿工报》社。当年即开始撰写小评论，后来当《中国煤炭报》记者，写的评论杂文更多了一些。 以后在邯郸赵都商场和房地产公司工作。”

 

 

 

他目前的身份确切的说应该是一个商人，但是读他灵鸟网上的《1981年矿工下江南》后，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矿工，至今仍是。

 

 

 

还好，奇庄兄不是文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一点在没有面子可云的网络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那个姜白石还说潘先生实在是推崇民主的，不信可读他某文。

 

 

 

奇庄兄果然将此文找来，读之，欣赏，收入他的个人主页灵鸟网。

 

 

 

在网络上，真的很少有人在意你对批评的反应，这么做，秀给别人看的意义几乎为零，但是一个人胸襟气度又恰是在被批评时显现的。见多了面带微笑“欢迎批评指正”，真听到个“不”字马上就翻脸的“敦厚长者”，更觉奇庄兄的可贵。

 

 

 

深圳的邹涛先生自荐人大代表，我们讨论此事。相对而言“小小年纪”的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有人又要做什么秀啊，一高尔夫用品商代表草根？奇庄兄看到的却是践行的意义。他写“自荐代表”吓倒论坛大侠，有网友“叫板”：田大侠为何没有行动？

 

 

 

奇庄兄毅然决然地要行动了。他准备自荐下一届的市人大代表。“当然具体操作还有诸多困难，谁去当出头鸟都要有极大勇气，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触及这个问题，剑只能永远挂在墙上。”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奇庄兄和他邯郸论坛的网友们发起了为福利院儿童募捐的活动。奇庄兄说：“爱心无限，爱心无价。过去我们说了太多的空话，今天，还是让我们为不幸的孩子们做点具体事情吧。”

 

 

 

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最初的发起人对奇庄兄的描述：“活动尚在计划当中，我给老兄打电话谈了募捐的想法。 10分钟后，老兄来电：他本人及房地产公司全力支持这次募捐活动。 

 

 

 

“需要什么帮助你尽管说话。” 

 

 

 

“不是计划带孩子们出去吃饭还想去公园玩么？活动经费你不用发愁，公司提供。” 

 

 

 

“可以考虑给孩子们多买点书和光盘。” 

 

 

 

“倡议书你就不要印了，我这里方便，需要多少份我给你印。”

 

 

 

    奇庄兄的公司给孩子们捐了一组大型的户外玩具。当我去幼儿园接我的女儿，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游乐园玩着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也玩不够的滑梯转椅时，我听到了不太遥远的邯郸福利院的孩子们的笑声。

 

 

 

奇庄兄对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有个很好的建议，叫“实实在在推进民主。”更多的孩子们的开心的笑，应该就是这实实在在的一部分？

 

 

 

叶翩涯君的《我害怕民主时代的到来》后有一留言：“当今中国究竟缺什么呢，就是缺一个有说服力在中国实施民主制度的理论。中国的太监学者、糊涂学者太多了。另一些学者由于心中愤懑，做起了愤青。恕我不客气，本站的一些专栏作家，如田奇庄、废话几筐等，长期这样生气不仅有害身体健康，也不利于本站倡导的理性思维，更不利于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认真思考。生气、抱怨、甚至挖苦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去消除国人类似本文作者一样的疑惑。”

 

 

 

笑。想这可能是某位学院派书生的留言。奇庄兄在中文BBS的影响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还有倚栏读简、废话一筐、流水成溪等作者，都是在请过来开了专栏后才晓得自己请来了什么角色，只好叹自己眼光好了。说到论坛大侠的地位有些势利了，但是田奇庄确是中文BBS公认的具有“理性”的网络作家。

 

 

 

我不知道叶翩涯君何以被误读为真的是害怕民主时代的到来，但是叶君的确说过多次自己是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我想我们这些行文“义气用事”的人，同样有资格去触摸民主的脉博，而非要待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思考得滴水不漏之后再发言，真若如此要求，怕这个世界就是万马齐喑，哀之而不及了！

 

 

 

奇庄兄的文章倒是真有一股“气”撑着，他说过，见不平，来气了，就写。见他及时的新作我常常会想到儿时背熟的诗：“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有此气，见不平，想不鸣，难。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第一个说了这话。田奇庄重复了这句话。“寄蜉蝣于天地,缈沧海之一粟”，谁又敢说自己所立之言是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类有用的？甚至谁又敢说自己说过话是可以流传到明天的？

 

 

 

    但是愿生而为一只灵鸟的人，他不会沉默。

 

 

　

11、治理带血的煤要釜底抽薪

 

 

 

 

 

矿难，矿难！近一段时期矿难已成为山西人最为敏感和恐怖的消息。平鲁矿难死亡72人，盂县矿难死亡33人，交城矿难死亡28人，乡宁矿难死亡13人……读到这些令人揪心的消息，人们不免要问：这煤上的血从何而来？我们又何时才能揩尽这煤上的血？

 

利欲熏心，违规操作，是一系列矿难的直接诱导，而违法办矿、监管不力，则是一系列矿难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煤炭价格迅速走高，刺激了各方面积极性，我省一些市县政府与省内外大企业签定协议，擅自划分和处置煤炭资源；一些煤炭企业未经批准，以入股、联办、兼并、收购等方式与外省企业进行合作，转让采矿权。有的甚至将煤矿低价出租给外省企业进行大规模和高强度开采；在今年“3.19”矿难发生前半个月，有“中国能源第一大区”之称的山西朔州平鲁区政府负责人在杭州举办的招商引资大会上就承诺：新办企业自投产之日起，连续三年按其贡献地方财力的40%奖励企业；入驻工业园区的，前三年按其贡献地方财力60%、后三年按40%奖励企业；兼并、购买或投资现有工业企业进行技改的，投产后连续三年按其新增贡献地方财力的50%奖励企业；新办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项目，享受入驻区“无税无费”优惠等。另有一组数据显示：温州商人已承包了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控制的煤矿年产量达8000万吨以上，是山西煤炭年产量的1/5，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参见《现代金报2005年3月5日》）

 

无庸质疑，上述许多做法是和现行的法律法规相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有关文件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只有国家和省两级国土资源部门能够依法行使对煤炭资源的处置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分配和处置煤炭资源；任何煤炭企业不得私自转让采矿权和煤炭经营权；各类煤矿在领取“煤炭生产许可证”后，必须按照批准的能力组织生产，不准超能力生产。

 

事实上，在矿难频频发生的地方，这些法律和法规已经是置若罔闻。为地方的发展而抢夺本属于国家的矿产资源，为局部的利益而违规转让产权，为日益走高的煤价拼命扩大生产，这就是山西煤炭带血的真正原因！严肃煤炭领域的法律法规已是山西这块土地上刻不容缓的事情！

 

近日，又闻山西对煤炭资源的转让再一次做出了硬性规定：未经上级批准，各市县不得随意以煤炭资源招商引资。笔者感到了一丝宽慰：这是一种带有根本意义的举措！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替人民的鲜血生命负责，山西的煤炭资源纳入严格管理是必然之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从源头上制止带血的煤，已去的亡灵才能安息！

 

 

 

注：本文刊载于《山西青年报》2005年4月11日。

 

 

 

 

 

 

 

 

 

 

 

 

 

 

 

 

 

 

 

12、如何解决“占道问题”

 

——与大雪先生商讨

 

               

 

一

 

 

 

近日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刊载了一篇议论中国人“占道模型”的文章，觉得颇有意思，署名为大雪的作者将社会改革与进步的深层道理，用浅显的占道故事予以生动的说明，读来让人有无尽的回味。

 

容我先将故事简要描述一下：作者门前有一条公共大道，不知什么时候路南有人停车占道，侵犯了公共利益。由于没有警察之类公共管理人员出面干涉，不久路北也有人停车占道，于是，宽道变成窄道。后来，又有人在窄道中停车，堵车现象就发生了。此时，警察来了，于是路中、路南、路北的车统统清理，宽道重新恢复。尔后，警察撤走，下一轮的占道—堵道—清道过程又开始了。

 

大雪先生从这样的例子中悟出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有些我是同意的，但有些我觉得还没有说到根本的点子上。我愿意和大雪先生商讨一下。

 

 

 

                                 二

 

 

 

我这里有一个更真实的“占道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比大雪先生设想的更贴近现实。

 

我所在的学校前面有一条街叫晋阳街，是太原市南面一条正规的很宽的街道。这条街道穿过两家原来很叫响的国有企业，一个是山西针织厂，另一个是山西毛纺厂。80年代的时候，谁要是能进这两个厂子，那一定会被人另眼高看的：没有关系的人是进不了这两个厂子的。

 

   不幸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以后，这两个厂子倒霉了。个中原因很多，不必细说。连带着倒霉的是横穿这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晋阳街这条大马路。马路是在企业效益转向下坡的时候修的。当时美其名曰：振兴企业，给更多的人以就业机会。不过显而易见，这条路是豆腐渣工程，马路修好后不到一年，就开始鼓泡，翻道，不好走了。后来又翻修了一次。这第二次的投资估计和第一次一样，被人用回扣把马路修翻了，连半年不到，就又是大坑连小坑，一下雨就是湖泊漂满马路，最后干脆就是泥泞路，滚滚泥浆走车龙。

 

   这两个国有企业的工人愤怒了。就算我们下岗，要我们自己救自己，生活差点，我们认了。这修马路的事总该你政府管吧！提一次意见，无人理睬，再提一次，还是无济于事。

 

工人绝望了，于是自己组织起来在马路中间拦上杠子，不让汽车通行，理由是天气晴朗的时候，汽车开过后荡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影响我们和家属的身体健康。

 

再到后来，一些好事者干脆开上推土机在大马路的中间堆上大堆的杂土和垃圾。好！这下谁都不要走了。晋阳街这条太原市的一条正规的街道正式阻断了。这个时间是2004年的6月。

 

   实事求是地说，这条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新闻媒体都是有过报道的。从最初的街道泥泞状况，到后来的成山土堆挡路，当地的各种报纸，包括《山西晚报》《太原晚报》、《生活晨报》《三晋都市》等，都发过消息，上过照片，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

 

  照理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理”等等无数的法律条例，以土堆阻拦公共交通的做法是极其严重的事情，然而在这里得到的完全是另一种结果。

 

    市政府的有关部门看到这些消息，嗤之以鼻：“哼，你们这是吓唬谁啊？咱们走着瞧，看看谁整谁！”果然，半年过去了，政府就是不修这条路，看你们能把政府怎么样？10个月过去了，政府还是无动于衷，既不批评当事人的做法，也不对如何改善这条马路的状况表示一个什么态度。一年也要过去了，多少辆从北京、上海，甚至从宁夏、乌鲁木齐开过来的车，在晋阳街头没有提示或警示牌子的情况下贸然闯到这里，又愤愤怒、茫茫然地折头而回。

 

    现在大家终于感到没辙了。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人理事，只要没有像浙江省东阳市那样的死人恶性事件，恐怕再堵上十年路也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前不久，有人在横拦在马路中间的土堆上，开出了一个缺口，于是经过这里的汽车从这个缺口爬过土山，可以到达晋阳街的另一头。

 

   这就是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的“占道故事”。

 

   朋友们如果有兴趣，我可以用我的数码相机给大家拍个实景看看。

 

                       

 

三

 

 

 

我之所以讲这个真实的故事，是因为我相信大雪先生概括出来的“占道模型”在中国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我也想和大雪先生讨论究竟怎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很明显，对于占道或者堵道的现象，大雪先生的办法可以简化为三句十分简单而明了的短句：第一句是产权私有化；第二句是票选政府；第三句是舆论监督。

 

但是这些办法都值得讨论。

 

首先说产权私有化，或者说把我们这里所说的道路私有化。这在理论上或想象中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问题很多。不是说道路绝对不能私有化，我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就注意到我所在的城市里很多私人住宅前的马路就是个人出资修的，产权当然很明确。但是需要注意到，发达国家里一般居住环境很宽松，即使马路的产权不私有化，恐怕也不会发生过度拥挤堵车之类的现象，除非有意入侵私人住宅和领地。关键的主干道、大马路还是归属于市政当局或者说归社会或公共所有。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同样姓“公”的管理，在那里少有堵车，在我们这里却是家常便饭，更有随意占道、堵道的侵犯公共利益之行为。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想从私有化的角度，恐怕不能说明问题，也不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

 

而且私有化还潜藏着更大的危险。因为根据中国各地道路管理的实际情况，我们免除不了这样一种担心：没准私有化这条马路后，它变着法儿干起了违法收费的勾当，老百姓岂不是更加遭殃？现在全国各个县市周围，都有收费的马路，管你该不该收，管你是不是已经过了收费的时限，照收不误。为着经济利益的追求，许多地方的公路收费已经过多、过滥，给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和运作已经带来过重的负担，就是典型的例子。这还仅仅是从国有化退到县有化、或市有化，要是真正退到个人的私有化，个人私欲严重膨胀，这个社会恐怕就永无出头之日。

 

再说票选政府。让当官的、管事的围绕选票转，间接地制约他们把事情办好，这种想法当然不错。问题是离现实太远。真正意义上民主选举，在发达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在台湾地区，也经历了50多年，才逐渐让人们习惯。中国有着传统的封建君主统治的习惯，多数人喜欢青天大老爷式的治理，并不真正理解民主就是让自己做主，让你投出负责任的一票这样浅显的道理。很多人投票时并不认真，有了问题却骂爹骂娘，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一句话，票选政府是以高素质的选民为基础的。这一点我们似乎还有很多欠缺。

 

票选机制本身也有太多的问题。首先是许多该有的选举我们还没有；其次，选举过程中的透明度、公开度，也令人怀疑，新闻报刊上对贿选的报道层出不穷，影响人们对选举的信任度；还有票选的成本支付问题等等。最后，票选似乎只能在最基本的原则意义上解决问题。如果让每件事情，包括解决某一条街的占道、堵道问题都要通过票选，不仅成本过高，而且百姓也不胜其烦，反而更加使问题复杂化。

 

总之一句话，票选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个办法似乎离我们解决的道路很远。

 

舆论监督的低效和无效，在我举的例子中得到已经得到最真实的说明。人们都说新闻舆论权利很大，报社记者是无冕之王。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现在的新闻舆论是受党的系统和行政领导，而不是服从于法的精神。让你报，你才能报，让你停止报道，你就失去发言的权利。引起全国公众广泛注意黄金高反腐报道就是典型的例子。不是根据新闻出版法，完成记者的神圣使命，而是听从于上级领导的安排，这本身就失去了舆论监督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算我这里讲的晋阳街的真实故事，在当地报纸写上100条新闻，拍上100张照片，又能奈何于它！真是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和几十年前的政治局面相比，白说不再有掉脑袋的危险。这要感谢新一代领导人倡导的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的氛围。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感悟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出路。

 

除了产权私有化我保留有点疑问外，我的基本想法是：票选政府、舆论监督，事实上还应加上法制、加上思想教育，甚至还应加上人文传统以及地理环境等等，构成了解决目前问题系列链条。这些链条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连的。它们互相制约、互为因果，共同形成现在难以解开的扣。

 

说这个扣永远解不开。这未必是痴人说梦。大雪先生的占道—堵道—清道，再到下一轮的占道—堵道—清道的通俗表述，和黄炎培老前辈的担心有异曲同工之效。毛泽东同志曾为此开出药方，那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突破封建社会王朝更迭的窠臼。但是，事实上良好的愿望在他的手中化为“文化大革命”的野蛮举措。

 

不是建设文化，而是大革文化的命，这是毛泽东这一代伟人最为可悲、可叹的遗憾！

 

正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和最后的突破点。

 

文化，建设先进的文化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谛所在。

 

基督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还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解释，共同构成了支撑这个社会存在的文化。要命的问题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多数人来说，是哪一种文化和信仰都不存在的。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次革命运动，毁坏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宗教文化站不住脚，而孔家店亦早已被五四以来的青年运动砸得稀烂，即便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也由于它的过分抽象和生硬，也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人们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只剩下了赤裸裸的金钱原则和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在这种背景下，占道和堵道焉有不发生之理？

 

要对所有的社会成员进行基本的道德教育，良心教育和信念教育。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普通民众。通过教育使让人们的思想收到约束。即使不可能做到人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学说但至少也要让人们畏惧天堂、地狱和来世。道德、良心和信念是区分人和动物主要界限，也是支撑这个社会向和谐与进步的基本动力。我当然不赞同让宗教文化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但我作为基督教的朋友，在踏进教堂的那一刹那间，感到了这里的神圣威严和庄重，星期天来这里做礼拜的人神色肃穆，整洁的西装领带和安详平和的颂经讲道的音律搭配成一种十分和谐的气氛，这对提升人的精神道德水准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无论如何应当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但它必须是切合实际和容易感化人们的。

 

实施和完成这样的教育，我想应当从让让大家讲话开始。这是让人感到安慰的地方，也是我们产生希望的地方。

 

我借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说起。母亲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对我们说：话是开心钥匙。母亲生活在农村，今年83岁了，是一位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党员，虽然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处理问题切合实际，经常让我们感到敬佩。从她的话里，我感悟到，治理国家大事和公众事物，也应该是这样，根本用不着很多人那样故弄玄虚，不着边际，甚至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去教训人。只要大家平等地坐下来，让思想的火花去去点燃社会的良知，去提高公众普遍的道德水准，包括提高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和具体承担办事环节的人员的道德水准，事情就会变得容易的多。

 

从这里出发，各种各样的占道、堵道的现象会逐渐减少，乃至于最后消失。

 

中国人从此才可以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4月24日，《经济学家网站》2005年4月22日。

 

 

 

 

 

 

 

 

 

 

 

 

 

 

 

 

 

 

 

 

 

 

 

 

 

 

 

 

 

 

 

 

 

 

 

 

 

 

 

 

 

 

 

 

 

 

 

 

 

 

 

 

 

 

 

 

 

 

 

 

 

 

 

 

 

 

 

 

 

 

 

 

 

 

 

 

 

 

 

13、这个世界我们还敢相信谁？

 

 

 

                          

 

当48岁的乞丐要娶22岁的女大学生作新娘的消息被宣布为“女方受骗”（见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2005年3月30日）后，作为新闻媒体的受众，我们再一次感到眼球被骗疼了。事实上这样的疼痛不止发生在地方新闻和专以吸引观众眼球为重任的花边小报上，去年引起数十万网民呼声的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反腐的新闻消息，是《人民网》8月11日郑重其实地刊发的，在全国影响极大的《今日说法》节目也随后正式作了报道，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所有的这些消息报道嘎然而止，不见了踪影。只是后来人们才陆续从各种不同的网站或香港凤凰台等评论员的口中，得知反腐书记也在腐败，包养了六个情妇，云云。但这些消息已经没有多少人敢信了。过去人们常讲“妙笔生花”，谁知从这些行云流水的记者手中还能制造出多少有价值的新闻？

 

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一个社会对新闻失去关注，对正义失去信心，把良知束之高阁，陷入麻木不仁的境地，这就是一个非和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低级追求成为社会的主流，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动力会受到致命的影响。

 

全怪记者吗？似乎也不能。记者也是人，也要吃饭，寻找刺激，寻找有价值的和大家都关注的新闻点，既是共性，更是个性。问题在于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一个大家都要遵从的章法。尽管我们有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来把关，但是对于社会和国民的要求来说，更多的约束显然还是需要的。一句话，假如48岁娶22岁的女大学生的消息报道是失实的，假如黄金高的反腐新闻出现了重大偏差，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承担多大的责任？如何承担责任？

 

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应当上升到法的高度去认识、去理解。

 

让广大民众感到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尽管我们已经恢复和颁布了大量的法制文件，但至今还没有“新闻出版法”。这应该是新闻界的根本大法，即给人们以讲话的权利，也限制那些随便讲话的人。不负责任的报道，要承担起应该负的法律责任。

 

只有这样，我们才敢重新相信这个世界。

 

 

 

注：本文刊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4月6日

 

 

 

 

 

 

 

 

 

 

 

 

 

 

 

 

 

 

 

 

 

 

 

 

 

 

 

 

 

 

 

 

 

14、 假货能不能不烧？

                 

                                       

   又到一年“三一五”，电视新闻以及其他各种媒体照例在大张旗鼓地报道各地销毁假货。看见一堆堆所谓的冒牌香烟、衣着以及各种食品，随着冲天而起的浓烟化为灰烬，我忍不住再一次把积累在我心头的想法公之于众。

     我是亲身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那个时候，不要说馒头，就连窝窝头也是填不饱肚子的。为了共度难关，我们全家响应政府的号召，从省城回到农村，过起了挣工分的日子。母亲是一位战争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出身贫寒。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爱护劳动果实。因为对一个贫穷的家庭来说，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其实一个国家何尝又不是这样？尽管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小康，比过去的日子好多了，但比起其他发达国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发展真正是任重而道远。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个人受教育的背景，使我养成了一种对浪费本能的反感。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宴席上，我总是对那些剩饭满桌、过度浪费的现象，情不自禁地加以指责！不管他是我的亲朋好友，还是领导上司。如果确实不能扭转这种令人心疼的浪费场面，我肯定是把我碗里的饭吃光。管不了别人，管自己总能做得到吧！把饭剩在碗里然后倒掉，我母亲会习惯地说，作孽啊！我良心上过不去。

     假货也是货，也有使用价值。这对一个刚从温饱线上挣扎过来的人，是一个也许根本用不着解释就能明白的理儿。只有那些养尊处优，从来就不为生活发愁，也不知道什么是艰辛的人来说，才需要认真地告诉他这一番道理。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人的地位和受教育的背景所限，往往极难达到通情达理的份儿上，更多的情况是越说越僵。这使我经常深感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我相信，只要不是白痴，多数人会理解“把假货用起来比烧掉好”这个一般性解释的。

     把假货烧掉的做法，只有在极端的特殊的时间和条件下，才能被人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真货，烧掉也是无妨的。林则徐禁烟，在虎门焚毁大量鸦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所以要烧掉这些真货，一来是外国列强把我们逼急了，非如此不能表示中国人的决心，二来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对鸦片这一类毒品的使用价值还真不是了解的有如现在这般多。今天的背景当然已经和一百多年前大不一样了。试想，如果今天还有人要以同样方式去重复过去的做法，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但遗憾的是，人们不烧鸦片了，却去烧另外的看起来让人愤恨的各种假货。

       我坚决反对烧掉假货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犯了走极端的不合理思维的错误，也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节减习惯，更和现代社会中的管理和效益观念相抵触。

     假货能不能卖？一般说来是不能卖。即使查处后贴上某种标签，也还是少卖为佳。为什么？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基本的属性，缺一不可。使用价值不完备或有缺陷的，不能称其为正常意义上的商品。为此，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管理体系都有严格的管理程序，不断地将那些残次品从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剔出，严防进入下一道工序，特别是禁绝进入销售渠道。买卖假货更涉及到社会管理的效率，这是一个国家的脸面问题。假货充斥市场，会使消费者真伪难辩，打击消费者的购买积极性，即使贴上某种标签，也会造成一定的恐慌不安，影响消费信心，从而会给市场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副面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查处制假售假行为是非常必要的，一旦发现就要坚决取缔没收，并给以相应的执法惩处。对没收的货物要严格管理，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在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在正常的市场以外进行处置。具体说它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和场所，通过特定的程序，把他分配给特定的人群使用。这样，既维护了市场的权威和规则，又能使社会的财产不被浪费。至于说分配给什么人使用更加合理，这要依赖于这个社会管理的透明度以及新闻舆论等各方面监督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的程度。我们这一代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

 

 

 

《经济学家网站》2005年3月16日，《人民网》2002年11月7日

 

 

 

 

 

　

 

 

 

 

 

 

 

 

 

 

 

 

 

 

 

 

 

 

 

 

 

 

 

 

 

 

 

 

 

 

 

 

 

 

 

 

 

 

 

 

 

 

 

 

 

 

 

 

 

 

 

 

 

 

 

 

 

 

 

 

 

 

 

 

 

 

 

 

 

 

 

 

 

 

 

15、煤炭黑幕昭示什么？

 

                      

 

 

 

2月26日本报转载了新华网关于煤炭大省改制黑幕的报道，读来令人揪心！在承包经营的幌子下，一些掌握权利的人们，大刮炒卖资源黑风，让行贿受贿的犯罪行为恶性蔓延，使国家资源和矿工的身家性命再度陷入危险的境地。

 

煤炭黑幕已经引起国家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和沉思。以笔者愚见，它有三个重要的昭示：

 

一、健全法制，严肃法纪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煤炭资源的从业者，不管是矿山领导还是行政主管，都不仅要从管理者的角度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重要的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必须以公民的身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约束自己的行为。对越轨、违纪、犯法者，严惩不贷。严刑治国，重典治吏，是古今中外政权成功经验之总结，也是黎民百姓企盼社会公平的真切愿望，更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对那些在转手倒卖煤矿中行贿、受贿、索贿数额巨大的硕鼠，必须处以极刑方能彰显法之正义。

 

二、规范经济秩序，理顺价格关系，是撕碎煤炭黑幕的根本之举。我们党早在1993年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2003年11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重申了这一改革取向，提出了完善这一体制的重要意见。这些文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精神之处在于充分发挥和调动市场调配资源的积极作用。时至今日，煤炭资源价格以政府定价为主，远低于目前的市场价格，加之拍卖竟标等市场运作流于形式，这是煤炭业主们“一夜暴富”的真实原因，也是煤炭黑幕之所以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经济基础。打破计划经济的阴影，让价格回归市场，平等、公开、透明地展开竞争，才能确保乌金焕发炽热的光芒！

 

三、道德良心建设不可忽视。在煤炭黑幕的背后，产煤大省每天都在演义着辛酸的血泪史，生命史。为了早一点捞回在扭曲的市场经济中过多的投入，矿主们把人类道德良心降到了最低的尺度：掠夺性地开采资源，“捞一把就走”，煤矿安全投入一省再省，随意突破设计能力。和美国年产10亿吨煤，死亡人数仅为27人的数字相比，中国产煤大省的频繁发生的矿难已经演变为不小的社会问题。有权威部门披露：2005年全国煤炭总需求量约为21亿吨，但是有安全保证的产量仅为12亿吨。有多少生命在轰隆隆的采煤声中逝去，有多少家庭承担失去亲人时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吁全社会加强道德良心的建设，让它在撕碎煤炭交易黑幕中起应有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涓涓细水汇成江河湖海，润物无声将拯救人的灵魂，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最终会结束这个黑幕时代！

 

 

 

载《山西青年报》2005年2月28日。

 

 

 

 

 

 

 

 

 

 

 

 

 

 

 

 

 

 

 

 

 

 

 

16、山西人，你脱掉土财主的外衣！

 

                              

 

 

 

山西人这两年着实发了。2003年和2004年财政收入连续突破400亿元和500亿元两个大关，达到了533.5亿元，相当于建国初期全省财政收入的5000倍；全年增收超过了150亿，增收幅度高居全国第一，达到41.2%。瞅着钵满盆圆，盯着钱袋日鼓，想想发财原因莫过于来自煤炭采掘，于是山西人再一次摆起了土财主的牛劲：出台相关政策，限制外省企业来山西挖煤！（相关事例均见本报1月31日报道，）

 

何止如此，省煤炭工业局局长王守桢先生大话一撂：山西省煤炭预产储量６４１３亿吨，保有储量２５７４亿吨，每年产量为５亿多吨，能挖多久，你算一算。算下来的结果是510多年，靠祖先留下来的干薪，看来够山西人活一阵子了！今年的煤炭涨价不算高，以后还要高，明年的日子更好过。至于山西煤炭企业改制、重组、实施大集团战略中民企控股之类的问题，这位山西煤炭的掌门人不假思索地说：“我个人是不赞成非国有企业改造”。按照这种思路，高垒院墙，看好大门，大红灯笼高高挂，禁止生人入内，也就理所当然了。

 

真是土财主！

 

土财主的最大特点就是要钱不要命，认钱不认理。外国的土财主以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葛朗台最为著名，中国的土财主近年来当属《王保长新篇》中的李老栓。他们都没能正确地处理钱、命、理之间的关系，而葬送了自己和亲人的幸福。

 

山西人，你早该脱下土财主的外衣！因为外面的世界正在变！

 

经济已经进入世界一体化，任何角落都无法处于封闭的状态。封锁他人就是封锁自己！各种人为关卡的设置，保护的只能是落后。如果我们今天满足于吨煤价格上涨54元，全省坐收利润200亿元的大好形势而闭关自守，明天完全就可能由于价格下滑而变得一筹莫展。要知道山西固然是产煤大省，但绝不是唯一的产煤省份，沾沾自喜的理由是不多的，要赶紧去办要紧的事。当务之急是利用目前的有利局面造就一种适合经济发展的环境，包括快速完成企业的改制、重组等重大任务。一句话，企业的自身建设，多方位的资金来源，灵活的企业经营和竞争机制，再加上现代化的煤炭科学技术，是确保山西煤炭优势的根本出路，而画地为牢，人为障碍，则会再度让山西吃够苦头。

 

封建时期西欧各国关卡林立，各自为政，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法国大革命开创历史先河，奠定了资本主义几百年来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在各种传统的垄断性行业中逐步推开，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日渐清晰和明朗，依靠市场经济体制调配社会资源的趋势正在形成，煤炭行业也不例外，煤电之争已经昭示了太多的改革前景，也把山西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山西人一定要认清这个局面，早日脱下土财主的外衣，以现代商人和资本家的姿态，积极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挑战，重振晋商雄风！

 

 

 

 

 

注：本文刊载于《山西青年报》2005年2月2日。

 

 

 

 

 

 

 

 

 

 

 

 

 

 

 

 

 

17、山西的GDP观念应及早转变

 

                                

 

                                

 

昨日读到山西青年报的一则消息：山西省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04年全省人均GDP达到1，106美元，达到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同时，太原市统计局也向社会发布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实现总产值160.83亿元，同比增长15.1%，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这未必不是好消息，因为它是山西人辛苦劳作的结果，是山西和沿海发达地区发展缩短差距的一个见证。但是这样的消息也让人对山西产生更多的忧虑。

 

忧虑之一：从消息的内容上看，我们不难体会到政府对GDP的高度重视，甚至达到一种崇拜和至上的程度。无论是省还是市都把GDP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方，这是令人不安的。GDP当然很重要，作为对宏观经济的把握，它和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一道构成三个最引人注目的指标。但是，它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也越来越显示出来：GDP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的变化，不能全面反映人们的福利状况，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活动。近年来，人们反思最多的是它不能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当注意到：和这几年山西经济较快发展情况相伴随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些地方不顾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其直接恶果是生态遭到破坏，资源极大浪费，生活质量受损。照此下去，我们难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福利安心。

 

忧虑之二：从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比较的角度看，山西过度重视GDP的做法，将使我们从态势上形成更大的差距，这是令人担心的。修正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倡导“绿色GDP”，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潮流，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之路和必然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高水平认识，沿海地区已经开始从制度和体制的运作上，让"唯GDP论"失去市场，还GDP衡量经济的朴素本性。比如，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上海，从今年开始已经不再向社会公布GDP数字。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各区、县季度GDP将由市统计局统一测算，并在季后30日分别反馈给各区、县；数据只供各区、县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不作排序比较分析；而且，区县不得计算人均GDP。如果我们对发达的地区的做法视而不见，还坚持旧有的窠臼，能让百姓对山西经济发展的态势不担心吗？

 

忧虑之三：太原市统计局公布经济运行做法本身，让人们产生一些疑问。作为负责国民经济数据统计的行政部门，这几年的最大问题是虚假瞒报。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上联：上级对下级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级对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各得其所。具体形象，针砭时弊。为此，有关部门正在进行GDP核算重大改进，实行数据联审制度。国家统计局局长2004年12月20日在北京宣布：GDP数字由国家统计局统一发布，收回省市GDP数据的发布权。这些难道仅仅是传闻吗？

 

一句话：山西的GDP观念是该改了！

 

 

 

 

 

  载《山西青年报》2005年4月24日

 

 

 

 

 

 

 

 

 

 

 

 

 

 

 

18、打破官场喝酒的潜规则

 

 

 

喝酒对中国人来说，真是一个蕴藏着太多内涵的百科全书。铁拐李成仙，太上老君炼丹，还有竹林七贤等等数不清的故事都和中国的饮酒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幸的是这种原本的民间习俗和生活习惯，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演变成了一种官场的潜规则。这条潜规则告诉人们：该喝酒时必须喝酒，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喝酒。

 

不是这样吗？据2004年7月8日《东方新报》报道，云南省华宁县青龙镇矣甫村一位村干部因为陪县公安局干部喝酒而不幸醉死。更早些时候，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新闻报道。事实上，喝酒、陪酒已是各地不言自明地工作方式之一。应付上级检查，争取项目经费，摆平各种关系，争取同事印象，酒场是最好的表现场地之一。在现代的官场背景下，喝酒、陪酒成为最起码的应酬，而喝酒是态度和诚意的最好表现方式。

 

更要命的是许多地方的一把手，带头喝酒。苦衷当然有许多，怕上面的人，说不敬重领导，当然得喝，下属跟着喝，气氛自然就热闹了许多；怕下属说架子大，有距离，得端起酒杯，下属当然要陪了，很快一坛酒就下去了。笔者所在省，南北略有差异，居北者敬酒者先干为敬，率先酩酊大醉，居南者被敬者先喝，以示不失身份，有极特殊的地位除外，于是先期进入恍惚之中。最后，敬者和被敬者双双醉眼朦胧，显得够哥们儿，所议事情的办理，就在情理之中了。

 

谁都知道这样做有点不太符合党政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谁都知道酒喝多了伤胃、伤脾，于身体不利，谁都盼望有一种文明和现代化的交往方式。但是，酒场上，却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不劝酒、不敬酒行不行？多数情况下，不行！因为许多例子告诉人们，只有把酒喝足了，才能真办事、办真事。

 

这就是可怕的一条官场潜规则。

 

这种潜规则让人的理想、信念荡然无存；

 

这种潜规则让邪气上升，正气下降；

 

这种潜规则让人不由自主地去跌进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社会民主生活和政治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呼吁打破这种潜规则；越来越多的人们祈祷清新、自由的空气充实我们的生命，盼望廉洁和清净回到我们的身边！

 

假如某一个干部应人们的呼声，公开在生活琐事上带头打破世间流行的潜规则，公开说自己“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跳舞、四不洗桑那”，向潜规则盛行的官场社会提出自己的挑战，行不行？

 

我说行，当然也是极其危险的。

 

说它行，是指不管自己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敢于宣布出来，就是树立了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党的廉洁自律的旗帜。共产党的干部宣布了这一条，毫无疑问会大大提高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就在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保持了自己应有的先进性。对一个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公众人物来说，不留任何潜规则生存的死角，会令百姓感动！令中国感动！！

 

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人们心里清楚，我们有多少干部真的不喝酒、不抽烟、不跳舞，不洗桑那的？如果某一个干部宣布自己“四不”，尽管是善意的，但很有可能把自己和许多人隔离开来。迫使这些人在心底里形成“利益集团意识”，曲高和寡，人察无徒。破潜规则自然难也，险也！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这样的做法一定要失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舆论导向和上级领导的支持，是决定局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上梁不正下梁歪，只有中梁不正才会倒下来。新的党中央已经审时度势，下决心解决执政能力问题，大力提倡和教育共产党员要保持先进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已经提上日程，旧的观念和势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上下一心向潜规则宣战，这种现代化进程中的噩梦就不复存在！

 

 

 

1.       注：本文写成于2004年8月中旬，由于事态背景的变化，若干词句作了调整。最后刊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5年1月12日。

 

 

 

 

 

 

 

 

 

 

 

 

 

 

 

 

 

 

 

 

 

 

 

 

 

 

 

 

 

 

 

 

 

 

 

 

 

 

 

 

 

 

 

 

 

 

 

 

 

 

 

 

 

 

 

 

 

 

 

 

 

 

 

 

 

 

 

 

 

 

 

 

 

 

 

 

 

 

 

 

 

19、山西拍卖业的尴尬局面和出路

 

                                

 

 

 

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在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的前提下，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这是通过市场手段配置社会资源的最基本、最古老的方式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拍卖业已经非常成熟，著名的索斯比拍卖行已有260多年的历史，年成交额超过20亿美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拍卖业积极同国际社会接轨，已经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

 

然而，国内的拍卖业发展并不平衡。和整个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市场化水平相对应，山西的拍卖业也呈现出尴尬局面：一是拍卖企业过少，全省拍卖业注册资金超过1000万元的仅有两家，总数不到100家，不到全国的2.5%；二是成交总额过低，不到全国1100亿元的2%；三是涉足行业过窄，多数情况下，仅限于罚没财物和银行抵债物品；四是专业人员奇缺，在全国现有4万多从业人员和5000名拍卖师中，旗归山西的，寥寥无几。

 

山西的拍卖业十分尴尬，令人担忧！2004年12月11日是中国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取消拍卖行业保护的最后日期。这个日期已经从我们身边悄悄走过，任何一个关心山西发展人对此都不能掉以轻心。笔者认为出路有三：

 

第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市场经济的常识，纠正过去对拍卖业的偏见，提高我们的重视程度。特别要强调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员努力学习拍卖、典当等这些本属于资源配置最基本的手段和方法，真正自觉地从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过渡到市场经济上来。政府要真正放权给拍卖企业，少一点行政干预，多一点理解、支持和引导。

 

第二，要尽可能地给拍卖业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努力把现有的差距补起来。当今的拍卖的服务领域涉及商业、物资、纺织、邮电、房产、金融、文物、土地管理等多种领域。山西拍卖行业要紧紧跟上经济发展的主流，把拍卖活动从一般的生活消费品扩大到各种动产和不动产上来，包括土地使用权、文物古董、翡翠珠宝、书画、音乐作品版本、作家书稿、影视作品发行权、科技成果等各种产权都可以走拍卖的路子。一些小型企业转让、破产企业财产变卖都可以通过拍卖取得最好的收益。上海广州等地对汽车牌照、电话号码、体育明星奖牌拍卖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一句话，所有可以涉足拍卖的财产，不论是有形的还是在无形的，我们都可以进行尝试。

 

第三，要把培养拍卖人才当作一件战略性的大事来抓。财经院校、著名企业以及政府监管部门应当携手共同担负起拍卖行业的培训、学习的重任。要培养更多的经国家统一考试认可的拍卖师，经过实际工作锻炼后，逐步成为我省拍卖行业的标志。

 

    总之，拍卖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一个缩影，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我们走出尴尬局面！

 

 

 

载《山西青年报》2005年1月14日。

 

 

 

 

 

 

 

 

 

 

 

 

 

 

 

 

 

 

 

 

 

20、一个长期令人困惑而又不能回避的重要范畴

 

 

 

                               

 

“资本”是人们熟悉而又困惑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范畴。我在《资本新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之所以提出并研究了“社会主义

 

资本”的范畴，是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核心范畴。所谓“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就是资本的一般属性加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定。资本的属性就是要“增值”，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价值，同时还要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按照经典的解释，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或者别的什么资本都是按照这一基本的规定存在的。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产生了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资本”。 

 

　　“资本”这个概念在我国长期以来曾被否定并处于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地位。我国很早就有了“社会主义利润”这样一些类似的概念，长期就有拿利息、收租金的经济现象，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股票市场、证券公司、典当业也逐渐出现。但没有人敢大胆地肯定“资本”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反映表面现象的概念而没有本质的更加抽象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研究“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应当从马克思出发，但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已有的论断。如果说由于过去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了资本否定性的一面，那么，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激活和焕发资本的生命力，应当是我们长期采取的政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新范畴，并对它在市场经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经济增长方式等重要方面的作用做了详细阐述。围绕这个新范畴，我们势必要对许多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例如雇工剥削问题、劳动力商品问题、社会主义资本人格化问题、私人企业家入党问题等。我还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资本”范畴使用上的经验和教训。这包括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化三改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经济界在“资本”范畴上的看法。 

 

我认为，国有企业也应当被看作“资本”。我的理解，同样的钱，同样的财富，在国家手中，它应当是以基金、资金等方式存在的，但到了生产单位之后，则必须按照资本的方式存在。一旦脱离开这个大前提，在我看来，许多争论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包括最近的“国进民退”的争论。只要承认“资本”这一重大范畴，国有的占多少，民营的占多少，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并不需要什么固定模式。无论是这两者的比例配置如何，搞得好的国家和搞得不好的国家的例子都很多。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真正按资本运作的规律来办事。

 

载《北京日报》理论版2005年1月31日。

 

 

 

 

 

 

 

 

 

 

 

 

 

 

 

21、资本观念沉浮录

 

 

 

               一 、资本，一个极端熟悉而又异常陌生的字眼……

 

 

 

    历史沉浮，苍桑巨变。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无论是自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哑哑学语的稚童，无不被一个极端熟悉而又异常陌生的字眼所困惑。这个字眼就是资本！五十年代，当人们敲锣打鼓高唱“社会主义好”的胜利凯歌告别资本时，心情是那样的激动；六、七十年代，人们在红色狂潮中再一次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态度是那样的坚决；然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说法终止了，九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则更进一步直接使用了“资本”一词，这便把人们抛进了一个极为难堪的心境之中：我们对它曾是那样的熟悉，以致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者、每个工厂的管理人员和直接的生产者一提到它，就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姓“资”姓“社”之问由此而来；我们对它又是那样地陌生，以致当股份经济、资本市场大量地涌现出来时，相当多的人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惶。怎样去理解它?怎样去对付它?如何能坦然地面对现实而又不使多少年来早已铸成的理想和信念坍塌?这似乎已成为当今经济界和理论界一种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迷!

 

 

 

二、 资本增殖，一句无比深刻却也浅显易懂的实话……

 

 

 

老百姓说:“无本难求利”，点出了经济生活中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曾把“本”、“利”之间这种基本关系概括为“货殖”，并为其成功者列传。马克思集人类思想之精华，使用了“资本增殖”这一特殊用语，使俗民百姓的常识上升为含义深刻的真理性定义。

 

然而，真理不是幽灵，它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增殖”提供了一种最丰富的内容。立足于这样的现实，“资本增殖”会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百姓要富，靠什么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通过一家一户的个体单干致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通过资本增殖，才能快速致富。工厂要发展，靠什么发展？离开资本增殖，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曾把”资本增殖”留给过去，然而却给我们的生产带来意想不到的萎缩：我们曾使计划经济延伸到百姓生活的最细小的角落，然而离开“资本增殖”的机制，却使我们陷入一种只能凭票证来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境地。今天，改革实践已迫使我们非清醒不可了！如果说，人类社会之初，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曾使人们从一种看似方便实则极为困难的交换方式中解脱出来，以“本”求“利”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找到了发展生产、追求富裕的有效手段。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增殖”可谓一句无比深刻却也浅显易懂的实话。

 

 

 

              三、资本家，一位罪孽深重然也功不可没的历史宠儿……

 

 

 

    资本家是罪孽深重的。马克思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羊吃人的血腥历史，奴隶贸易的残酷场景，土著居民的被剿灭或被埋葬于矿井，等等，无一不是同资本的罪孽连在一起的。然而资本也在创造着历史，这是走向现代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一页。现代的工厂制度，银行体系、市场环境等，无一不是由资本率先开拓的。作为一种发展生产的有效手段，人类社会如果不去使用它，不普遍地把它人格化为资本家，也许就很难实现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民族工业代表的资本家同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一道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奋斗史而且还积极参加过社会主义建设。进人九十年代后，我们重提资本问题，自然也不能回避它的人格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个历史宠儿的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各类企业的厂长、经理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更是功不可没的。国有企业及其各类企业的财产作为资本，无不要求它的代理人快速实现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只有这样，才能广泛普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今天历史条件中的资本人格化及所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四、  新的资本生产方式，一种在历史碰撞

 

          中将获得新生的伟大力量……

 

 

 

    产品生产方式，商品生产方式，资本生产方式，这是依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形成的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选择何种生产方式所依据的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只能是客观的社会实践。以“一平二调”，“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产品生产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合适的，它给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方式也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应当看到，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把国有企业定性为商品所有者和商品经营者导致了大量的分光吃尽的企业短期化行为，给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造成了重大理论障碍。在现阶段，我们应该选择也只能够选择的是资本生产方式，这是因为它必然内在地要求企业在剩余价值的分配取向中留足积累，从而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提供最可靠的物质基础；它也必然要求企业和工人之间进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从而使按劳分配原则前所末有地得到一种合理实现。和按劳分配理论紧密相关的企业行为和职工行为不正常的扭曲，历来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重大难题，一且这种难题通过社会主义的资本机制的运作得到彻底解决，整个企业面貌就会发生彻底改变，社会主义经济也就进入了腾飞之日。

 

    选择社会主义的资本生产方式是历史碰撞的结果，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的一种必然选择。假如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成的，假如我们的每个公民都具备了最高的精神文明素质，假如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已抛开了旧制度，也许我们就无需采取这种方式。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条件都还不具备。我们只能面对现实，果断地把资本生产方式溶人社会主义的企业经营之中。如果说，半个世纪以前，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我们曾成功地把一部分资本即民族资本溶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洪流中，那么今天我们也许会更加有把握地将资本机制并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雄壮的协奏曲中。

 

    奏响这支雄壮的协奏曲已是上至政界要人、理论专家，下至厂长经理、普通百姓的共同呼声。上一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有志之士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原全国政协常委沈祖伦撰文建议厂长经理们要“学会资本经营”，当时的四川省省长肖秧指出，要把农民手中的“资金”变为”资本”，还有湖北省武汉市副市长张代重、枣阳市市长吴长华提出“资本经营的发展战略”，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冯子标、藏志风等，己从理论上肯定社会主义资本的必要性。我国许多大型企业集团，诸如西冷、猴王、春兰、大庆、金陵等都提出了自己特有的资本经营之道。就连一直以承包制著名的北京首钢集团，从1995年底起也开始引进资本机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推动下，1995年下半年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提出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意见。从无偿划拨资金到“拨改贷”，从“拨改贷”再到资本金制度，反映了我国从产品生产方式到商品生产方式，再到社会主义的资本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历程。1996年4月8日，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谈到“技术改造项目也要有资本金注人的途径”,“要探索多渠道地解决国家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资金注入的途径”。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使用“国有资本”、“资本运营”的概念，并且提出了“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来发展企业集团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

 

    历史的碰撞产生了这种带有历史特色的新型的资本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自觉意识的资本生产方式。它必将再一次震撼人们，给经济变革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动力，依靠这种动力，我们将更快、更好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载《山西社科联》1996年第7期。

 

 

 

 

 

 

 

 

 

 

 

 

 

 

 

 

 

 

 

 

 

 

 

 

 

 

 

 

 

                   

 

 

 

 

 

 

 

 

 

 

 

 

 

 

 

 

 

 

 

 

 

 

 

 

 

 

 

 

 

 

 

 

 

 

 

 

 

 

 

 

 

 

 

 

 

22、坚持市场改革导向，积极应对煤电价格联动

 

                                                               

 

 

 

据《信息时报》报道，煤电价格联动的总体方案已经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实施方案预计将于2005年初出台。作为煤炭大省，此举对山西影响巨大，各方必须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回应，确保三晋大地能跟上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早弥合黄土高原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

 

一、坚持市场改革导向，正确理解煤电价格联动的含义。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产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期间，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煤、电、油、运等方面的紧张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同的经济模型并存和角力分不开的。煤炭市场化快于电力市场化，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煤电之争的体制原因所在。根本的出路是深化改革，加快能源基础工业方面的市场化步伐，这样才能彻底解决中国能源链上的种种问题。但是，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市场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定条件下，煤炭退一点，电力进一点，这种妥协未必不是好事，它有利于控制物价，保持经济的平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任何人包括山西的煤炭供应者都应当有这样的大局意识。

 

二、积极拓展市场链条，努力克服煤电价格联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近年来煤炭市场化进程加快，煤炭价格走高，地处中部有着丰富资源的山西收益相对增大，这是有目共睹的。山西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等指标已经从上个世纪末的全国倒数第一或第二的位次，提升到倒数第六、七位，期间的煤炭收入的成绩功不可末。随着煤电价格联动方案的实施，一定意义上的行政干预可能迫使煤炭价格再次偏离价值，山西的煤炭供应者对此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足够的应对能力。积极开拓市场，走煤的精加工、深加工之路，避免“一棵树上吊死人”，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山西人有良好的晋商传统，曾经在不以资源为转移的钱庄票号上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今天我们守着煤炭这个金饭碗，怎么会没有出路呢？

 

三、严格煤炭企业的安全管理，走绿色GDP的道路，从根本上保证煤电价格联动顺利实施。近年来煤矿事故多发，煤炭行业造成的污染和生态破坏触目惊心，从根本上影响着煤炭行业的产出能力和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山西的煤炭供应者应该借助国家贯彻煤电价格联动的时机，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以绿色GDP为目标，大力调整自己的产品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意图的实现。

 

 

 

载《山西青年报》2004年12月29日。

 

 

 

 

 

 

 

 

 

 

 

 

 

 

 

 

 

 

 

 

 

 

 

 

 

 

 

23、出租车调价听政要严格和规范

 

                         

 

 

 

2004年11月20日太原市召开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听政会，27名代表中有26人同意调价。作为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已经是难以更改的趋势。但是人们有理由对听政会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使这一我们尚不完全熟悉的民主形式变得成熟起来。

 

本次听政会有三个令人遗憾的地方：

 

一、辩论不够充分。会上仅有涨价方拿出一两套方案供大家讨论，这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以往的涨价听政会记录，它事实上在老百姓心目中已经演化为涨价的“作秀会”。长此以往，这种印象将使我们努力追求的人民民主大打折扣。在针对出租车运价这一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上，确实应该有多方力量和多种方案提出来参与讨论，时间上也应相对长一点，以保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而且只要不是国家和政府有特别规定的，应当统统向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公开，以真正保证百姓的知情权和决策的民主性。

 

二、程序不够严格。有些代表接到听政材料的时间过短，这不利于调查和了解民意。政府听政办法规定至少在举行听证会１０天前将材料送达听证会代表，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听政会中的任何一方草率从事，形成不利于相对较弱一方的意见；同时，听政会上缺乏要求涨价的垄断企业必要的由社会公信度较高中介机构认可的财务等方面的评审材料，这也是一个遗憾。事实上，如果这些基本的材料没有备齐，代表完全可以要求暂时休会。严格的程序是保证听政会实现民主决策的必要前提。

 

三、意见过于统一。26 ：1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除去在异常特殊的背景下，在涉及多种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直接利益的重大经济举措上，分歧是正常的，而绝对的一致却违反正态分布的社会统计原理，难以解释听政会之前城调队两个针锋相对的90%以上的数据：即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赞同调价，而绝大多数居民反对调价。听政会上高度统一的意见，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出现：要末这是一个智力低下的代表群团，它难以明确自己的责任，胜任自己的工作；要末就是这个群团中出现了不正常的交换往来，相当一部分代表们投了了违心的票。在今天社会风气有待好转的背景下，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可否认，在出租车运价调整上举行听政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以及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开始，人类社会活动领域有了听政的做法并逐渐形成制度。在国际范围内，听政制度从司法审判延伸到立法和行政以至于社区的管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要求各个不同的行业管理中开始实行听政制度，把它作为人民民主的实现的具体形式，体现公开、公正和公平这些重要的精神。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加强执政能力的好方式。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公民都会积极地支持这一举措。但是我们也非常迫切地希望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价格部门能真正通过听政制度提高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水平，彻底杜绝官僚作风在新的形式下死灰复燃。

 

 

 

                        载《山西青年报》2004年11月29日

 

 

 

 

 

 

 

 

 

 

 

 

 

 

 

 

 

24、院长评说南方忙事北方忙人

 

 

 

山西落后根本原因在哪里？近几年，山西理论界的有识之士探讨此类问题也不是第一次了，其中不乏与许伯源先生类似的观点，而且每个时期话题的落点都有所变化，可谓常说常新。在南方沿海省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山西远远落在了后面，这是每一位山西人和对山西有感情的人不愿意看到的。

 

但将其原因归结为资金、环境等等似乎仍有 失偏颇。以本人愚见，根本中的根本，还在三点：观念、体制、干部素质——山西不是发展不起来，而是在现有的观念、体制和干部素质前提下，发展比较困难。但凡有些文化的人，南北跑一圈后都会深有感触：南方经济较发达省份人们的观念与山西人不同，价值观决定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最近去过广州、湘潭等地，感受很深的是，那里几乎每个人都在忙“事”而不是忙“人”；会议用餐饭菜安排恰到好处，剩饭剩菜很少；高校教师愿做教授不愿做院长，因为做教授工资要高过做院长……处处体现着实际，体现着较强的商品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实际”和“商品意识”恰恰意味着社会的进步。

 

与沿海城市“海洋文化”迥然不同，山西人受“黄土文化”熏陶已久，与外界沟通较少，令许多山西人落后而不自知，或自知落后仍安于现状，以“知足常乐”自居。（观念陈旧，办事效率低下，环渤海环得起来吗？没人愿意跟山西去“环”。)落后就要挨打，挨打本已悲哀，挨了打仍不知疼则是更大的悲哀!

 

许伯源先生提出把山西建成北京的“后花园”，大力发展旅游业，应该说这种思路是完全可循的。要发展山西旅游，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据我所知，山西盂县境内距藏山六七十公里有一处温泉，水质很好，完全可以和忻州奇村、顿村相比，但是却一直停留在低水平的开发层面上，配套设施很简陋，造成旅游资源的极大浪费；我的家乡也有很多古迹，一直没有开发。为什么？体制不行，吸引不来投资者。

 

最后一点，是干部素质。可以这么说，一支清廉、有作为的干部队伍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先决条件，如何规划、能否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素质。

 

我们的一些干部作秀的成分太多，包括一些所谓创新，实质上却不过是更认真的作秀。如果选拔、任用干部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这样的作秀自然会失去市场。拿修路来说，一些地方的路修得质量很次，三天两头修修补补，但收费却很积极，试问巨资修这样的路究竟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多大实惠？

 

可以说，观念、体制、干部素质这三个环节已经围成了一个制约山西经济发展的怪圈。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都会拖后腿，时机条件成熟时，任何一个也都有可能成为突破点。

 

（记者翟少颖整理）

 

载《三晋都市报》2004年11月5日

 

 

 

 

 

 

 

 

 

 

 

 

 

 

 

 

 

 

 

 

 

 

 

 

 

 

 

 

 

 

 

 

 

 

 

 

 

 

 

 

 

 

 

 

 

 

 

 

 

 

 

 

 

 

 

 

 

 

 

 

 

 

 

 

 

 

 

 

 

 

 

 

 

 

 

 

 

 

 

 

 

25、当代晋商要完成家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重任

 

                                     

 

,当前，民营企业急需体制上的变革与创新，当代晋商也不例外。“爹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管理体制，已经显得非常原始落后，影响着竞争和未来发展。如果说在民营企业的起步阶段，由于其成员忠诚度高，决策迅速和管理成本低，这种体制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那么到全球都在进步的今天，它已经明显地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了。

 

弊端之一：排斥外来人才。在这样的企业中，每个部门都有老板的亲戚朋友把守，外来人员终究被视为“异己”，就算是业绩很好，也对他心存戒心。这就从心理深处堵住了人员进出的大门。有的企业天天、月月在招聘，最后还是难以留住人才。不是人才不想来，而是不敢来。企业失去了人气，怎么能有发展？在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推行了二十多年的背景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弊端之二：盛行人治管理。家族企业的基础是亲戚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面纱遮掩了企业资本的实质，阻挡着铁一般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在这种企业中，虽然把一条一条的制度挂在墙上，但往往在亲情面前无法真正生效。一旦某个成员不主动配合工作，事情立刻变得十分难办，企业的发展因此也就搁浅。  

 

弊端之三：难以充分获得信息。现代社会是通过高度的信息网络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信息是资源，信息是动力，信息是财富。没有信息，就没有方向，无法决策，只能像瞎子一样在黑暗中摸索。以家族管理为基础的体制，把交往的圈子划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很难获得充分的信息，从根本上阻碍了企业发展的道路。

 

弊端之四：内耗严重。家族式民营企业在计划、决策和内部管理上的存在严重内耗，特别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问题十分突出。它常常和传统的国有企业犯同样的毛病。国有企业是上级婆婆们互相打架，弄得人们无所适从。在这里则是自己一家人之间互不相让。公公的一派不服婆婆的一派，或者是听丈夫的话的人不受夫人的指挥，内耗在原始的家族统治的基础上是很难找出好的解决办法，人们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企业发展的许多机会因此常常就被耽误了。

 

  弊端之五：社会信誉度不够。由于家族的圈子小，和社会交往的能力和精力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家族的成员往往从急功近利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造成了人们之间缺乏诚信，企业经营的效果因此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弊端之六：筹措资金的能力不足。家族范围基础上的交往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特别是在企业的“第一推动力”——资金的筹措上。在资产重组、兼并等重大项目上，更是力不从心。

 

  解决上述弊端的惟一出路是跳出狭隘、封闭的圈子，对家族式管理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之在较短的时间里转变为以法人财产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有限财产责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改革的任务，决不亚于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任务。只有那些勇于先行改革的企业，才能在未来的经济中挣得一席之地。具有传统辉煌历史的当代晋商务必要认清这一形势。

 

 

 

载《山西青年报》2004年11月3日。

 

 

 

           

 

 

 

 

 

 

 

 

 

26、刚性预算体现现代社会精神

 

               

 

据《山西青年报》2004年10月22日报道，我省宣布对财政预算实施七大改革，建立刚性预算，对政府预算执行中的虚报截留行为严加惩处，对百姓反映强烈的收支挂钩现象坚决制止。人们无不为之叫好！

 

政府预算是经过法定程序编制、审查、批准的反映执政党对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抱负的政府年度收支计划。它有三个十分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的法定性，也就是说它的形成要有宪法、法律和规章根据的；二是它的公开性，强调它在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的透明度；三是它的完整性，要求所有政府收支都应在政府预算中得到反映。

 

同市场经济中瞬息万变的现象相比，这三个特征构成了财政预算体制不可更改的刚性要求，保证着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山西省宣布对财政预算实施的七大改革，正是体现了这种刚性要求。

 

领导问责制，抓住了刚性预算的关键，列在七大改革之首。要严厉惩处隐瞒预算收入、挪用专项资金、截用下属单位资金的违法行为，对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财务管理机构负责人要追究相应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刚性预算落到实处。这是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相关的大事。

 

终结弹性预算，体现了刚性预算的基本要求。政府预算调整、追加过多，这是多年来的一个通病。这不仅有悖于政府预算的法定、公开和完整的精神，更有害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今后，编制内的人员经费和省委、省政府已经确定的支出项目以及中央部委部署的有关工作所需经费均要列入预算，不留缺口。部门预算经法定程序批准后，任何部门和个人都必须不打折扣地执行，不得随意变更和追加。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发挥正常的积极作用。

 

预算支出提速，这是强化刚性预算的趋势。拖拉时间、推委工作、逃脱责任是和低效率政府连在一起的，山西省下决心革除弊端。从２００５年起，省级部门预算（草案）一经省政府审定，省财政厅随即将大额专项安排情况通知有关部门。对于专项支出计划，实行资金分配进度限时限比例的规定。对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支出预算，也规定在接到预算文件１５个工作日内（特急专项限时在５个工作日内）制定出分配计划，并会同财政划拨预算指标。这无疑体现着现代社会高效、快捷的办事风格。

 

为实现刚性预算，我们必须按照制度规范操作。从明年起，省财政对项目支出预算实行项目库管理制度，就体现了这种刚性的规范操作；同时，对政府非税收入要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范围，收入项目如实编列、收入计划合理测定、收入及时足额上缴，严禁隐瞒收入项目、私设“小金库”。坚决取消部门的实际支出同其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挂钩的做法，这有利于实现预算的公开性，从制度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三乱问题”；国库直接付帐，以及明确规定的全方位督察，也是预算的公开性较好的体现方式，是刚性预算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刚性预算体现现代社会精神，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们盼望规范的政府行为，为刚性预算叫好！

 

 

 

载《山西青年报》2004年10月25日

 

 

 

 

 

 

 

 

 

 

 

27、如何遏制教育领域的腐败？

 

 

 

近年来教育领域的腐败惹人注目，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据检察日报报道，仅去年1月至今年7月，广西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教育系统职务罪案218件243人，占立案总数的13.63%，涉案金额达2371万元。教育领域的腐败集中在招生录取、教学和教材设备采购、购买学生保险、对外承包教学点、财务资金管理、基建工程、人事管理和调动等七大环节上。

 

如何理解教育领域的腐败？我们能否遏制这种势头？这关系到在中国具有神圣意义的教育事业的前途问题，更是对我们党在教育领域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教育领域中的腐败并不是新问题。在中国过去的科举考试中就有多种多样的舞弊手段，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偷看偷抄，乃至于金钱开路，行贿受贿，买通关节，中榜题名。其所作所为令百姓愤恨，更使天子官宦头痛。历朝历代的清明的政治家和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无不竭尽全力革除此等病弊，革职的、坐牢的、砍头的不在少数。

 

今天教育领域中的腐败从范围、程度、方式以及它的复杂性上说和过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除了在这里所说的七大环节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在职称评定、论文发表、评模表彰等许多具体的环节上的腐败行为。说今天的教育领域中的腐败有扩大的趋势，并不是耸人听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市场经济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市场经济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被扭曲地溶进了一种并不协调的机制中。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当前教育腐败最深层的原因。

 

为什么一定要实行全国单一的招生方式？为什么不能让市场机制决定更多的学校的存在和消失？为什么让一纸调令值千金？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要从今天的教育体制的变革迟滞于经济体制上得到说明。假如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学校是处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下；假如每一个学校的管理者不是“准国家干部”，而是和自己的投资额度紧密相连的校董或由校董聘请的校长；假如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最大限度上自由地选择学校，这些问题也许都会迎刃而解的。对于腐败的烦恼，我们自然会减轻许多。

 

当然，我们不是“制度万能论者”。一个好的制度固然可以造就人。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再好的制度也是需要人来执行的。我们需要教育，特别需要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当理想、事业、前途成为这个社会主流思潮的时候，腐败行为走下坡路是必然的。

 

我们还需要确立起有威慑力的法律制度。百姓渴望严刑俊法来治理社会，来惩治教育领域中的腐败者。如果真正能够让每一个腐败者高兴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甚至让他蹲大牢、掉脑袋。腐败的环节必然减少，敢于冒险腐败的人数也当即缩小。

 

遏制教育领域的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多管齐下，抓住根本，综合治理。如此，百姓幸甚！

 

 

 

载《山西青年报》2004年10月15日。

 

 

 

 

 

 

 

 

 

 

 

 

 

 

 

 

 

 

 

 

 

 

 

28、高校排名榜到底能说明啥？

 

                          

 

 

 

最近的《中国高校综合竞争力评价》所列的全国487所一般大学中，山西大学脱颖而出，获得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山西其他高校也有不俗的表现：中北大学排名第71位，山西医科大学排名第95位，山西师范大学排名第145位，山西财经大学排名第155位……

 

这是一件好事。对山西各高校师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鼓励；对地处既非东部也非西部的山西各级教育管理部门来说，也增添了前所未有的信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正确看待这个成绩，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以笔者愚见，我们要冷静地注意到高校排名榜的三个特点：

 

第一，高校排名榜的意义是不全的。高校排名固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一个学校的实力，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全部，而且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不同口径，不同指标，就会有不同结果。如果我们沾沾自喜于某一次或某个指标的成绩，势必会对我们的整体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害。

 

第二，高校排名榜的影响是不够的。六年前开始的高校排名榜活动，总的说来是由民间的各种学术组织进行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曾多次重申“不赞成任何对大学进行排名的活动”。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可过度夸大这一做法。否则，会损害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和教育相关的消费者。

 

第三，高校排名榜的作用是有限的。高校排名可以说是一种是国际惯例，像美国和西欧一些高校都对此十分重视，但说到底，这里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商业利益。在这些国家，大学如果没有公众参与评价和传播，就会在筹款和招生方面遭遇困难。中国正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在教育方面和世界接轨，但毕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试想，一个省属地方性文科类大学一年的国家投资在七、八千万元就很不容易了，而一个在京的重点理工类高校单就文科投资就达这样的数字。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任何夸大高校排名作用的做法都是幼稚的。

 

在我看来，高校的真正优势在于是否能站在社会的前列，出思想，出人才，出方案，出管理，出效益。一个学校如果出了鲁迅、郭沫若、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是很难用排名榜说明原因的。反过来说，在一所排名还算不错的高校里，时至今日，坐电梯还要分三六九等，学生不得进入教师乘坐的电梯，恰如六十年代美国黑人不得与白人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一样。这样的学校，就算有很好的排名，又要怎么样呢？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学校对社会又能做多大的贡献呢？

 

脚踏实地搞好学校的管理，让家长和社会满意，是比高校排名榜更为重要的事情！

 

 

 

载《山西青年报》2004年9月29日

 

 

 

 

 

 

 

 

 

 

 

 

 

 

 

 

 

 

 

 

 

29、超市班车叫停凸显垄断利益

 

                      

 

 

 

进入2004年9月后，太原市的居民突然感觉到逛超市变得不方便了。原本停在家门口的超市接送车不知何故停运，于是不得重新开始挤公共汽车，从超市回来时再度挤公共汽车时，发现在那里上公共汽车更困难，因为人们购物后的大包小裹无疑增加了上车时的拥挤度。从人们的抱怨和责怪声中，得知超市接送车停运的原因是接到太原市建设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这个通知说：“根据《山西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暂行规定》，超市擅自从事公共客运活动，属违法行为。希接本通知后应立即停止城市客运活动。有关超市的客流问题，将依法安排城市公共客运部门给予妥善解决。”

 

原来如此！一纸通知竟有如此大的威力！说停就停，没有更多地考虑老百姓的方便还是不方便！看来这个城市的执政能力还真是够强大的！不过开了几年的超市接送车，居然是违法的，而且一直也没有人告知，这又让人怀疑这个城市的执政能力！用“民不告，官不究”的旧有观念显然不太能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乘车状况说明客流问题并没有人去“妥善解决”，反而是雪上加霜，更加拥挤。这引起许多人干脆否定这个城市是否有有效与恰当的执政能力！

 

其实略知内情的人并不把帐全算在太原市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头上，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太原市公交总公司。认为这才是一切混乱和荒唐措施的源头。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封杀超市免费班车的真正力量是这个垄断企业，因为这个企业一直都在不同的场合下叫喊“客人全让你们超市的免费班车拉走了，那我们公交车拉谁去？让我们上万名职工喝西北风？”

 

从这个架势上看，和超市免费接送车的决战只是太原市公交总公司维护自己特有垄断利益的开始，以后的决战对象还有各大宾馆、家具城、建材市场等等。不把这些可能提供免费班车的路子堵死，公交总公司的垄断利益何以保持？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看，太原市公交总公司的运营车辆大体在1400左右，超市目前的接送车大约有20辆。尽管二者并不成比例，但是后果却是非常可怕的。不把这20辆车置于死地，以后如何面对有可能出现的200辆、400辆甚至更多的免费接送车？如何将它们置于死地？最直接、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下一个行政命令。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一纸红头文件通知。

 

谁都知道，太原市工交总公司现在是一个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它的上级主管部门就是太原市建设管理委员会。这是太原市城市管理的最高行政部门，他为自己的下属企业说话，没有人敢反对的。于是这就自然形成了政权和国有企业相联合的垄断利益。按照经济学上关于垄断的最普通的定义，这种排斥竞争的垄断产生低效率是必然的，百姓乘车越发困难不难理解。在政府和百姓沟通和反馈渠道不十分畅通的情况下，百姓的怨声载道一般是没人听得到并加以理会的。于是各大超市门口乘车拥挤现象维持数月，一直没有变化。这种现象令人叹息！

 

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我们都有一个主旋律：那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要求逐步打破行业和区域垄断，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市场规则，由此激发出社会更大的活力，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

 

时代已经向前发展了，就是在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上，我们每个人每个管理部门都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太原市城市建设管理委员会是不是应该站得更高一些，以裁判的身份，而不要以裁判加球员的双重身份，恰当处理各家的利益关系呢？

 

 

 

注：本文于2004年国庆假日期间写，首发《经济学家》网站2004年10月，《山西经济日报》2004年9月23日刊载。

 

30、谁来检查“检查者”的工作？

 

 

    从人民网6月28日看到消息说，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鹿泉、行唐、元氏等地把大量鲜牛奶倒进臭水沟，其原因是质量检查不合格。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本来是同样质量的奶，昨天可以判定是一级或者合格，今天却可以判定为三级或者不合格。这些所谓不合格的奶放上三四天，就彻底坏了，只好倒进臭水沟。

    类似这样的事恐怕绝不仅仅在河北上述地方发生；肯定也不是仅在牛奶行业存在；这里说的检查者不仅仅是质检站、防疫站、动检站；工商、税务、城监，还有报社、电台、电视台、消费者协会等等一大堆有些可能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单位和团体都有可能去检查。每一个检查者都有可能给基层的生产单位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里，这本来是不奇怪的。把生产单位置于阳光下，老百姓顺心，消费者放心，生产者也安心。

    问题是谁来检查这些“检查者”的工作？

    前几天人民网上曾经报道山西省平陆县工商人员野蛮执法，对个体工商户大打出手；陕西省出了名的“黄碟案”中，身着警服的人员也与当事人发生不应有的剧烈冲突；广东的“孙志刚”案中所经历的过程更是令人心痛；除了这些已被媒体曝光的典型案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太多的公共管理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事件。在各种手续的年检中有不少令百姓痛恨的徇私舞弊之习；在各种下基层的检查中，吃拿卡要，屡禁不止，扰民恶习，亟尽成灾，甚至蔓延于基层百姓生活之中。“今日说法”中曾报道某地有一个老太太为杜绝上公厕逃费的难题，居然窥睹阴私，在那里装上了一个电子探头。

    从行政执法到检测监管，再到生活琐事的管理，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现代社会有着太多的不和谐与不合理之处。

    一个社会不仅要有完善的立法系统和强硬的行政机构，同时也要有科学的反馈和制约机构。无论是谁都要遵从法制的精神。

    “黄碟案”中的当事人已经受到相应的处罚；折磨孙志刚的恶魔也已上了西天；平陆县的工商恶霸也正在被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上述案例的处理中，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如果不是记者艰难曲折的报道，如果不是高层领导的批示，如果不是当事人的拼死一博，事情会是这样的结果么？

    中国需要规范的行政执法，需要大家都要自觉遵守的社会秩序。政治文明已是迫不及待！

    2004年7月1正式开始实行“行政许可法”，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方向。任何违法行政，任何肆意损害百姓利益的做法都要据此受到追究。检查“检查者”的工作，并让起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制止和约束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从此要开一个好头！

 

 

 

注：本文刊载于《山西经济日报》2004年7月15日。

 

 

 

                

 

                                                    

 

 

 

 

 

 

 

 

 

 

 

 

 

31、感谢刘亮

 

               

 

当17岁的刘亮爬上高大的广告牌时，许多人并不相信，这个憨厚、淳朴的小伙子能够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

 

和杨永明等这些大腕、大款和掌握体彩发行大权的人相比，他处于明显的弱势。他可以忍气吞声，权当经历了一次不想撞见的梦魇；他可以接受体彩中心的私了方案，让屈辱在不公正的安慰中继续下去；他还可以在上级或其他有关部门的不了了之的调查中多少遮掩一下，免得事态扩大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意外的麻烦。

 

多少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活着，造成了杨永明这一类的造假犯罪行为畅通无阻。传统的中国人喜欢中庸之道，不习惯较真。多数情况下是按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行事。没有广泛的全面监督意识，更缺乏现实有效的监督手段和措施，造成了普遍的社会诚信危机的现状。转脸不认错，翻脸不认人。太多的赖帐，太多的纠纷，迫使许多民间的交易都是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始方式进行。刘亮的“宝马”，要是也按照这一原始的方式进行，或许就不会在今天爆出这惊天动地的大案了！环境所迫，百姓无奈，这是时代的悲哀！我们正在饮下自己所酿的苦酒。毫无疑问，这一切都远离现代化的轨道。

 

也许由于偶然的原因，刘亮对这杯苦酒采取了和常人不同的反抗方式。也许就是这偶然的反抗，引发了震荡社会的轩然大波。造假者被刑拘，有关的责任人已经或正在受到党纪政纪的严厉处分。厅里、省里乃至国务院都在关注这一事件。涉及民族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诚信观念和法制环境，再一次由于这一案件而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没有刘亮，体彩的梦魇会继续下去；没有刘亮，彩民的屈辱不能洗刷干净；没有刘亮，社会的公正无从体现。没有刘亮，社会生活的今天就和昨天一样默默无闻地重复下去

 

社会是由无数刘亮这样的平民百姓组成的。他们是社会的主体，也决定着普遍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生活氛围，决定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公众利益当头呐喊。这是中国数百年来落伍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们曾有过令消费者骄傲的“王海打假”的日历，曾有过令中国感动“蓝田翻车”案例。对诺大的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还是太少了。我们急切需要众多的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年一代奋不顾身去保卫社会秩序、公正和正义。

 

“三。二五”，刘亮生逢其时。

 

尽管刘亮的直接出发点是和个人的要求相关的，但他的要求毫无疑问就是社会要求直接的组成部分。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和现实社会连在一起，成为这个社会理所当然的丰富内容。

 

我们为刘亮的出现叫好，为刘亮的行为呐喊。

 

我们感谢刘亮。在遭遇屈辱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他伸张正义的勇气，给国人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榜样。

 

我们感谢刘亮。在不公正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他耿直的品格把那些横行的乌龟和王八送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我们感谢刘亮，他的勇敢行为使社会秩序恢复了常态，民族的生机将在这样的一群一群的弱小躯体的抗争中逐渐得到展现。

 

我们感谢刘亮，他让我们各级领导、各种公共管理职能，各种公益事业，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思索：如何让老百姓相信政府，如何规范各种公共程序，如何实行有效的监督，如何让大众的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

 

我们感谢刘亮，他让大众深深体会到媒体的作用。媒体不仅使他得以伸张正义，洗清怨情，更是健全法制和民主社会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我们继续思索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手段变得更加普遍和有效？

 

这一切都是一个绝对处于劣势地位的毛头小伙子凭着一腔热血换来的。当然这一腔热血需要逐渐升华为巨大的精神支柱。

 

弱小不等于渺小。关键在于我们要看得起自己！

 

权利不代表尊严。关键是要掌握真理和正义！

 

点滴雨水是微不足道的，但最终可以形成翻江倒海的巨浪。沉睡的卑微百姓难以撼动强大的团伙，而一旦觉醒，就是把一切黑暗势力吞掉的雄狮。

 

感谢刘亮，他让我们苏醒过来，他让我们恢复尊严，他让我们强大起来！

 

秩序在无数个刘亮的抗争中形成，法制在无数个刘亮的背影下健全，监督在无数个刘亮成长中生效。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百姓福祗！

 

 

 

注：本文刊载于《山西青年报》2004年6月15日

 

 

 

                           

 

 

 

 

 

 

 

 

 

 

 

 

 

 

 

 

 

 

 

 

 

 

 

 

 

 

 

 

 

 

 

 

 

 

 

 

 

 

 

 

 

 

 

 

 

 

 

 

 

 

 

 

 

 

 

 

 

 

 

 

 

 

 

 

 

32、朱月芽的行为该不该渲染？

 

  [1998年12月27日晚，浙江省遂昌籍女子朱月芽和男友正准备睡觉时，当地公安局干警破门而入，在未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用手铐将他们铐起来，带到了公安局。最后，在办案民警利诱威逼之下，朱月芽及其男友在询问笔录上签字承认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并被没收近11万元的财物。据了解，当时遂昌县公安局并未出具任何正式的罚没财物收据，两年之后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没收决定书”。2005年1月6日，朱月芽向遂昌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遂昌县公安局“诬良为娼”，同时朱月芽还在庭审中让渡其隐私权，允许法院公开审理。遂昌县人民法院在2005年5月9日下午作出的一审判决认为，遂昌县公安局认定朱月芽和其男友沈亦（化名）从事卖淫嫖娼活动证据不足，办案程序违法。据此，法院撤销了遂昌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没收决定书，当事人被公安局罚没的财物依法返还。被当地公安局诬为“卖淫女”的在4年多之后终于通过诉讼讨回了自己的清白。]

    

    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十分清楚的案子，在“人民网”和“今日说法”等主流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看法和争论。

 

  有一位叫毕谦益的老同志认为对朱月芽胜诉一事不易做过多的渲染，有一位叫翠花的网友说朱月芽是钻了国法的空子、钻了警方执法有错的空子、钻了社会同情的空子，还有人干脆就把朱月芽叫做“二奶”。整个地代表了一些人的共同观点。但我觉得这些观点并不十分妥当，建议认真地把这件事讨论清楚。

 

    类似朱月芽这样生活的人不是很少，讨论这一案件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据“今日说法”记者的调查，在警察闯入她的生活之前，其正式职业是服务员，也有通过正规手续租住的居住房屋。从农村中挣扎出来的女孩子能够像她一样生活，应该说是辛酸的，也是比较幸运的。挣下了存折上的6万元的一半，也就是说3万元，就我看是可能的。就算是挣下10万元也未必就做不到，因为她出来的时间比较长了。就算一个月挣1000元，用不上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农村女孩子都能挣下这个数字，就和市场经济让人们致富，但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富裕一样。聪明的、漂亮的、精干的女孩子可能得到更多赏识和更多的报酬，这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不能一听说警察从她的老家没收了10万元，就立刻联想到她是卖淫得来的。“今日说法”记者采访的房主和许多居民都能证实朱月芽和沈姓先生在一起生活，而不是卖淫。“有罪推定”的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执行公务的警察不经合法手续和无正当理由搜查没收公民的财物，更是对人权的极大侵犯，特别是对从农村走出来的公民权利的藐视和侵犯，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将心比心。假如毕老也十分了解农村、假如叫翠花的网友也有农村的朋友，假如我们也和叫朱月芽的女人一样，没有国家和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作保证，我想概念、范畴、理性一定就要变化一点颜色。令人叹息的是毕竟拥有铁饭碗、靠国家和事业单位养老的人毕竟太少了，更多的中国人是和“农村”字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做了孽犯了错误才被发配到那里去改造的生活连在一起的。为生存、为生活、为未来，谋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城里的人是这样追求的，农村的人更有这样追求，否则他们难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对这些人的行为我们应当更宽松地加以理解，给她们以更大的活动空间，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绝对不能一听说她们的职业是服务员，就把她们和卖淫等事情联想起来。更不能像有些人自己天天享受服务员的洗脚和按摩，却道貌岸然地摆出正人君子的风度。洗脚和按摩挣的是辛苦钱，正人君子花的却可能是国库的钱。前者的大量出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后者却使社会向懒惰和堕落发展。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前者叫服务领域的生产性劳动，后者是服务领域的消费性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宁可愿意社会出现更多的类似朱月芽这样的女性劳动者。

 

    把朱月芽视为“二奶”，把她和沈姓先生的同居视为重婚，不仅是违反情理道德的，也是和现行的法律规定相悖的。只有明确的法律文书证明和十分准确的事实根据，才能判定某人是否重婚，否则治罪重婚就太容易了。过于简单和随便地扣上重婚的帽子，这对一个处于发展中的社会并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在判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或者涉及刑事案件的时候，重婚罪才显得特别有意义。这种内在关系对于娴熟法律知识的人来说并不太难理解。

 

    推崇真诚的感情、稳定的家庭、和睦的夫妻生活，这当然是对的，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理想和向往。但社会毕竟是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可以变化的。离婚率的提高，甚至一夜情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道德败坏和社会沉沦。要求妇女“从一而终”，立贞洁牌，建贞女坊，葬送了多少人幸福。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但又有多少人在这种不幸中了却自己的残生。正是从这一现实出发、新的婚姻法、刑法等对离婚、甚至通奸等有关两性的法律约束，做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总的说来，两性间交往的约束和规范变的日益宽松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看到这个基本的事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不应该过多地指责朱月芽和有妇之夫在一起居住。当然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对生活的选择是最好的，我们只是希望社会的各个部门社会的舆论对个人的私生活尽量地少干涉一些，而且要更多地渗透平等的意识。和有妇之夫在一起生活而且和有妇之夫最终结成美满婚姻的，我想肯定不是一个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婚姻，就被很多人传为佳话。还有许多非常有名的人，也是在婚姻上反反复复，最后也是功德圆满。为什么名人能做的事，在普通的弱女子身上就和卖淫、二奶这些肮脏的字眼连上了呢？难道在食色性也这个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上，也要有三六九等之分吗？中国人传统的封建等级意识什么时候才能在大众之间消失呢？这种意识的消失，我想首先要从毕老和翠花这些被成为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开始。

 

    公安警察执法有错这是肯定的。我不了解案件的具体细节，当然不能在这方面做指责。我只看到央视“今日说法”的记者，在遂县公安局多次吃闭门羹的镜头。连影响非常之大的央视记者他们都不屑一顾，这个公安局的人员对普通公民又能好到哪儿去？事实上，由于多种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公安警察对扫黄、查暂住证一类的事情表现了格外的热情，但是对盗窃、杀人这些恶性刑事案件的侦破却不是十分得力。办刑事案件捞不上钱、危险性又高，办案的经费本来就不足，自然积极性就小了。而扫黄、查暂住证一类的事情危险性小，又能罚没钱财供自己享用，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当然就高了。从体制和制度上改革和造就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治安系统，包括户籍登记、社区管理、突发事件应急以及内部的有效的反馈监督系统已经是万千百姓的迫切要求。把鱼肉百姓的社会渣滓清除出公安队伍，整顿素质低劣、违法乱纪的执法队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更多的朱月芽、孙志刚案件的发生。

 

    朱月芽是弱者，这是肯定的。朱月芽受到更多的人的同情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里不是利用了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大众心理走向。如果不是警察的强行闯入她的生活，她或许会挣下更多的钱。如果不是警察扣在她身上的“卖淫”名声，她或许已经和沈姓先生结成美满婚姻。如果不是警察的闯入，她至少可以得到沈姓先生更多的帮助，从此改变她本属于农村那块屈辱的土地的身份。但现在一切都完了。她已经臭名远扬，曾经在一起生活的人也畏惧人言而远离自己。钱没有了、人没有了，名声没有了。此时，她还能活吗？谁对她负责？谁给她赔偿？

 

    值得庆幸的是，她拼死一博。最后，她赢了。当然赢得很辛酸。她仅仅是把本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要回来而已。没有人说要追查当事人的责任，没有人提出赔偿问题，她的婚姻和爱情的损失更是无从谈起。更遗憾的是更多的像毕老这样的老同志和翠花这样的同龄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她，把她当作一个失败的“二奶”和事实上的重婚婚姻来看待。

 

    这不公道。

 

    良心和社会进步的责任告知我们应该同情朱月芽这样的弱女子并支持她的勇敢行为。因为她的行为代表着千千万万“有缺点”的劳动者对平等、进步、正义和幸福的渴望与追求。这是我们现实中国一块不可或缺的实实在在的土地。

 

    在这个意义上，朱月芽的案件值得大家周知，并把它写进中国法制的典型案例中。

 

    愿意和毕老、翠花等网友展开讨论。  

 

  载《人民网》2003年5月22日 

 

 

 

 

 

 

 

 

 

 

 

 

 

 

 

 

 

 

 

 

 

 

 

 

 

 

 

33、“准警察”的恶劣风气也应治一治

 

我们不能否认有千千万万为人民赴汤蹈火的警察和各种各样的城市公共事业的管理者。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各种各样的让人民不能满意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有许多着装正规的警察经常做一些让人民痛恨的事情，更有许多“准警察、准公共人员”在做着损坏人民事业的事情。许多地方的学校卫队就是一例。

 

    学校经常丢东西。不仅学生宿舍丢，家属区也一样。昨天夜里有两家的窗户被撬了，前天晚上已经有一家的窗户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全校都人心惶惶。没有安防盗窗的，赶紧联系制作工厂，也要把自己锁在一个封闭的鸟笼子里。城市的美观、大方、安逸的发展计划再次受到重创。

  对此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的校卫队到哪里去了呢？此时他们正在大门口煞有介事地对进出校门的出租车司机进行盘查，特别是对往商店送货的司机进行下车检查。如果是运送大包装食品的，不留下一点买路钱，休想进入学校里；如果是送馒头、送冰糕的，不顺手牵一点羊，不说你是傻瓜才怪？

  我不敢说，学校家属区的失盗是他们干的。但是，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些校卫队，学校的失盗现象肯定不会剧增。而且，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卫队，进出学校校门的速度肯定会变得更快一点，同时学校商店卖给学校老师和学生的货物也会更便宜一点，因为店主少了一道苛捐杂税的关口。这里的纯粹支出是老师们安防盗门窗花的钱。但想一想未必就是亏本支出。就算是老师门安装防盗门窗会花去一点社会财富，但肯定比每年支付给学校卫队的人员的工资总额要少得多。与其把更多钱支付给带来副效益的学校卫队，不如把较少的钱支付给那些制作防盗门窗的工人。这些工人可以看作是扩大的生产性劳动，但学校卫队则完全是消耗性的非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越少越好。在街上打人、随意抓民工的警察，还有某些带着各种各样红袖章到处吃拿卡要的管理人员，和我们这个学校卫队是一种类型的人。这种人多了，社会就不能很快地发展。我们大家都不能变得富有。

  不用学习经济学，这个道理也是能明白的。

 

载《人民网》2003年4月17日。

 

 

 

 

 

 

 

 

 

 

 

 

 

 

 

 

 

34、博士当官——官本位的新作

 

[2003年4—5月间，全国一些等地先后推出了人才使用的新招。河南漯河市规定：经严格选拔被招录的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将直接安排乡镇长助理、乡镇副职和副县级职务——这是河南省漯河市刚刚出台的扶持人才的新政策；而武汉则召开“党政机关引进博士工作会议”，决定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引进67名博士到党政机关工作。其中，市直单位处级领导职位53个，区管处级领导职位14个。如此大规模、成批量引进博士到党政机关工作在该市还是第一次。]

 

我觉得此举并不可取。

 

 博士或硕士本来是在某一个领域里进行了专门学习和研究的专业人才，但让他来当官，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官或者说从事公共管理的事业，和专业学习是有着原则区别的。除了社会科学的博士以外，让一个搞医学的或搞导弹的自然科学博士去做一个县委书记或县长，这肯定是勉为其难的。

 

    但人们仍然热衷于博士当官的做法，就和当官的人热衷于搞到硕士、博士学位一样。因为这样的做法有着太多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大家都把官看成是人们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

  历史上的学而优则士形成的科举制度，曾经作为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的贡献，而被许多国家吸收。但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制度早已把这种做法抛入落后的行列中。现代公共事业管理人员的选举制作为新的萌芽，在我们这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痛苦和曲折的。

 

    现实生活中的当官的种种不规范运作特别是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特权，造成了人们生活中支配和享受社会财富巨大区别，造成了人们极大的心理反差。这是博士当官现实的社会原因。

  

 

 要根除博士当官的扭曲现象，最重要的是依靠制度建设。

 

    一、我们要建立良好的公务员进出的良好机制。不能单靠靠一纸文聘或别的什么特殊身份进入和全社会公众有着极大利益关系的政府机构或其他公共事业部门。

 

    二、要严格监督和控制从事公众人物的行为。如果当了县长或书记，你肯定在全县的范围之内就是公众人物。你的一言一行就不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事情了。各种媒体都要睁大眼睛盯住他们的不良行为。如果想挣大钱、想自由自在的谈情说爱，对不起，这里完全没有施展这种才华的空间。

  三、全社会都要形成人们崇尚专家、崇尚知识的氛围。十几年前，南方深圳一带曾穿过来笑话：老子告诉儿子，必须好好学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让你去当处长（官）。可惜这个笑话流行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改变现状。特别是西北一些落后地方。官本位的观念有增无已。

 

    官本位不断有新作。反官本位的抗争就会不断。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天性加上有好的制度。我们就可能让官本位的新作到此为止。 

 

载《人民网》2003年4月18日。

 

35、央视“农业新闻”被淘汰出局的感想

 

2003年4月，由于收视率的原因，央视七套的《农业新闻》栏目被淘汰了，这个至少直接反映九亿人口生活层面的节目从此要被人们忘记了。

 

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忘记的事。

 

《农业新闻》栏目在央视中的位置，也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我们国家经济中地位的反映，这正好应了经典作家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观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

  

 

在现实生活中，农业似乎和银行、电信、交通、运输以及任何其它的行业都不能相比，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想不起还有为他们种粮食、种蔬菜的人。人们比较多听到的是农民“进城打工”，比较少听到城里人“去农村务农”。农民进城受到的是白眼和歧视，尽管有的农民素质的确不高。这一点，生活在城里的人是永远难以体会到的。现实生活歧视农民，体现在央视这样定尖级的上层建筑领域，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前几天央视播放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吁者的访谈片，使人们再一次从一个良知还在的人那里，受到良心上极大的震撼。我远离农村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体力劳动的艰辛似乎早已忘怀。“城里人”的生活已经把我改造成一个健忘者：从心地里我以及和我有相近经历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在躲避着穷乡亲。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主人公那样把自己的家让出来让乡亲们去住的行为，已经很难做到了。尽管小名叫“石头”的那个老军队干部那样使人觉得亲切，然而他的和农民割不断的感情却不是他们的下一辈所能继续延续的。更多的从农村脱胎换骨变成“城里人”的人们，包括我这样似乎良心还未完全泯灭的后来者，宁可花点钱让他们住到招待所，也不愿意提出留宿家中的建议。

 

尽管如此，当听到“农业新闻”被淘汰出局的新闻，我心头仍是不由得掠过一阵阵辛酸的滋味。担负重责的人，你们能不能手下留情，给农民、农业和农村一线生的希望？ 

 

载《人民网》2003年4月15日。

 

 

 

 

 

 

 

 

 

 

 

 

 

 

 

 

 

 

 

36、找一找”黄碟案“背后的原因

 

  [ 2002年8月18日深夜，陕西延安毗圪堵村村民张某和妻子李某在家看“黄碟”，之后丈夫被突然闯入的民警带走。10月21日，张某被延安市宝塔分局刑事拘留。这就是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夫妻看黄碟”事件。经过复杂曲折的过程后，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纪检委书记孙伟向“黄碟事件”当事人张某做了诚挚道歉。除此之外，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并承诺将对本案的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夫妻在家看黄碟案”终于有了一个让人稍稍感到宽慰的结果。茶前饭后当人们在议论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无不感到我们这个有着太多历史包袱的社会明显前进的脚步声。人们也不难看到，这个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舆论界推动的。互连网上雪片一样的评论，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感谢时代、感谢人民、感谢用良知和真诚管理社会的执法人员，这是推动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所在。

 

  夫妻在家看黄碟本身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因为人们或许应该有更高档次的追求，这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明的古老的中国能否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关键性的选择。但是我们的确不能把这样的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饮食男女”也许，不是也许，可以说真正是人类最基本的属性。只有吃饱了、穿暖了，而且繁衍了后代，才能谈的上群体的发展，所谓“民富国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必要把看黄碟的行为视为洪水猛兽。

 

  把它视为洪水猛兽，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愚昧和落后的心态。在发达的国家里，许多高档上规模的书店里都有一块被称做是“性”（SEX）的专门书架区，上面陈列着各种性学专家的著作，还有有各种各样极有可能被我们公安警察部门列为打击对象的所谓“黄色图片”，这些图书或图片对那些准备进入婚姻殿堂的各色人等，客观地说是有一定益处的。只有那些伪君子或痴呆才否认这一事实。

 

    在本案中涉及到的公安警察，想必不会是痴呆。要是那样的话，他肯定进入不了这个行业。

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公安警察，对“黄”一类的案件表示了更大的兴趣，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查处“黄”案，有外人不了解的隐情。第一，查处黄案，危险系数小。和杀人犯、盗窃犯等这一类的案件比较起来，受伤的机会小是显而易见的。第二，查处黄案，政策界限伸缩相对较大，工作相对容易做。什么是黄，什么不是黄，许多东西本身就在讨论过程中，甚至永远讨论不清，这反而造成了容易向上级交差的机会。第三，查处黄案，可以罚款，这造成了热衷于查黄的最积极的动因。各地公安警察部门经费不足，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依靠罚款维持或补贴一些费用成为许多部门经常使用的手段。侦破杀人犯、盗窃犯等大的刑事案件，很难搞到罚款，查黄既安全、又容易做，还能搞到钱，何乐而不为呢

 

“夫妻在家看黄碟”之所以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它提出了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公共权利如何使用？如何受到监督？怎样让不合格的警察和领  导下岗，成为公众日益关注问题。这是我们走向小康社会具有根本意义的一个大 前提。

 

《人民网》2003年1月8日。

 

37、进行职称英语考试并无不妥

 

理论上讲对拟晋升中高级职称的人员进行外语考试，以测定这些人员是否具备基本的和外界交流的能力，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跟上先进国家的科技水平，不采取一点强制性的导向措施是不行的。

   问题在于整个国家的执法水平和国民对考试的认同心理相对较差，导致了目前这种考试的难堪局面。其实和职称考试这种难堪局面相象的还有许多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入学考试、同等学力研究生入学或基础考试；还有会计师、经济师、土地评估师、各种工程监理之类的考试等等。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只有职称英语考试才有让人“惨不忍睹”的现象，其他各种考试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都有过大面积的作弊现象。作为一个教师我曾经发誓不去监考，因为我也知道“法不责众”的大众心理，“眼不见，心不烦”。为检举我所在单位领导家属的作弊，我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我认为比较好一点的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入学考试，相对来说要干净一点，但也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见诸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的各地“黑七月‘考场的案子就是例子。

   提高整个国家的执法水平是当务之急。严刑峻法才能使一切社会秩序井然，营造起一个大家都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有利于大多数人、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提高国民对考试的认同心理也很重要。就目前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来说，我们还难以一下子找出一个比考试还更加公平的竞争手段。文革中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我想出发点不一定是坏的，但效果的确有问题。如果我们在产权以及社会管理的宏观方面有了一些能影响全局的措施，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再依赖考试这种手段了。比如说，进入一个私人企业，对业主来说，他选拔人才的手段当然就要灵活得多，他没有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通过考试的方式让人们进入他的企业。只要能证明他是有用人才，任何方式都可以。但对一个国营企业或国家事业单位来说肯定就不行。因为不经过公众认可的程序，难免出现营私舞弊现象，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古人经常说“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不是不为之，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在各种各样的考试是不能取消的，我们只能在严格考试管理制度上下工夫，把考试这种属于中华民族对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的贡献去弊除害，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

 

《人民网》2002年12月9日。

 

 

 

 

 

 

 

 

 

 

 

 

 

 

 

 

 

38、税收管住了谁？

 

[2002年10月，南京某区地税局宣布向洗浴场所按摩女征收个税，本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不料竟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议。反对征税者的逻辑是，如果向按摩女收税，这不是等于承认色情服务的合法性了吗？ ]

 

我不这么认为。

 

现在的税收真正管住了的恐怕就是工薪阶层了。因为实行单位代扣代交，谁想逃脱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就不在这个单位领取工资。无庸质疑，这是一件好事，奠定了国家税收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是一个大家都十分明白的事实是，还有许多应该纳税的单位或个人，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下，逃避着税款，正削弱着我们的纳税基础。歌女、按摩小姐这一类的服务行业和人员就是一例。

 

    我们始终是把这一类的行业和色情、不正当职业相连在一起。要末根本不允许存在，彻底打击，把查处所谓“三陪女”的大幅照片刊登在当地报纸最显赫的位置上。要末不闻不问，任其发展，甚至把它当作振兴当地经济的一种有效措施。我认为这些态度都是不合适的。

最恰当的处理应当是把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给以合乎现实需要的分类，对每一类活动都科学地加以界定，并以相应的经济措施加以鼓励或限制。这样做既有利于个人展示各种才能，也有利于社会多样性发展。中国人刚从极其贫困的落后社会走来，还来不及品尝小康社会里多样性发展带给人们的种种益处。但这的确是东方这个大国势不可挡的历史方向

 

 事实上，我们的税收工作欠缺的地方还太多，税收远未达到应该具有的复杂程度。在西方社会里，人们经常说两件事谁都不能避免：一件是死亡，另一件就是税收。作为个人来说只要你和收入与消费这些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沾上边，税收就不能不影响你。你从老板那里领取工资，一般地说要通过开支票的方式进行的，而使用支票，必然要通过银行。银行作为社会的金融血脉，是随时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监控的，想要逃税，是非常难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那里因此就没有犯罪，只是说，确实比我们的管理高一个层次。如果你去买东西，大约7%（各州不完全一样）消费税更是难以逃脱的。

  还有遗产税。就算是你比别人聪明一百倍，攒下比别人多的多的财产，实行高额累进的遗产税，也会大大削平贫富之间的鸿沟。这些其实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论述过的事情。只是我们还没有实施这些措施而已。

 

    对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首先让人们摆脱贫困，走向相对富裕的小康社会阶段。但是要注意相关的社会行业的认可或者说许可制度以及相关的税收政策必须及时出台，否则它会从另一个角度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

 

《人民网》2002年11月22日。

 

 

 

 

 

 

 

 

 

 

 

39、罪犯读学位，搅乱了基本的社会秩序

 

 

 

[2002年11月13日下午，戒备森严的重庆监狱。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犯人易兴权从重庆大学贸易及行政学院院长曾国平手中接过一张崭新的录取通知书时，他泪流满面：“感谢院长，感谢政府，感谢大家的支持。” 

    易兴权曾是赫赫有名的建筑公司经理、总工程师、国家二级项目经理。他因犯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300多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地群众称其为“万州第一贪”。 

    今年10月中旬，重庆大学贸易及行政学院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求学信，写信人正是易兴权：“尊敬的曾国平教授，我曾经是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入狱后，我一直难以入眠，究竟应该怎样来面对这漫长的刑期……” 

    这是一个特殊身份的学员，能不能收？重庆大学贸易及行政学院副院长肖云副教授告诉笔者，他们十分慎重，院里也多次为此展开讨论。最后学院认为，从培养人、挽救人的角度考虑，可以招收。 

    11月13日下午4时，在送发了重庆大学贸易及行政学院录取通知书后，曾国平院长在狱中为易兴权上了MBA的第一堂课：《人力资源管理》。]

 

 

 

看到万州第一贪读学位的新闻报道，真是让人感叹不已。掌握改造罪犯权利的领导和管理教育的学院领导，全然忘记了肩上的责任。对此，我想大喊一声：你们滥用了社会赋予的公共权利，扰乱了基本的社会秩序。

 

　

 

  监狱最主要的职能应当是惩罚。判三年还是判五年，或者是判无期还是判死刑，主要是取决于犯罪人的所犯罪行的大小。刑期的长短或力度就是从惩罚的意义上制定的，非如此，不能震慑犯罪，不能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假如一个罪犯也能正常人一样具有所有的权利，让刑期或惩罚的力度成为一纸空文，那么犯罪现象就会生生不息，甚至会泛滥成灾，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无穷的危害。

 

    事实上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基本的政治或人格方面的基本要求。录取学生、评定职称、招聘人员、选拔干部等等。虽然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似乎都很麻烦，但平心而论这些并不是多余的。就是西方国家，在涉及人员的培养和造就时，也要审查培养对象是否有犯罪或其他不良记录，谁都不愿意把资源交给并不适合使用这些资源的人，这是我们基本的社会秩序。

 

     但万州监狱和重庆大学贸易和行政学院的领导却愿意这样做。他们从罪犯是人，教育是一种权利的角度，给易兴权这样的重刑罪犯发放了庄严和神圣的录取通知书，并且由院长亲自开小灶上起了《人力资源管理》的课程。这令人遗憾。

 

  罪犯是人，但应该说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人，教育是一种权利，但却不应当首先给需要惩罚的人。当无数苦读的青年学子被紧缺的有限的教育资源阻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而重刑罪犯，却在监狱里过起了特殊的学子幸福生活时，人们头脑中的正义和廉耻观念还能剩下多少呢？谁还愿意承认现存的大家公认的社会秩序呢？

 

    真诚地希望监狱的领导和我们那位给罪犯上《人力资源管理》课之前，认真学习和领会一下《社会资源管理》的基本道理。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要看见一个有本事的“易行权”，就忘记千千万万个没有本事的不容易享受教育权利的人。“三个代表”在党章上都写上了，难道你们真的要把这大多数人的利益忘记？

 

 

 

《人民网》2002年12月4日。

 

 

 

 

 

 

 

 

 

 

 

 

 

 

 

 

 

 

 

 

 

 

 

 

 

 

 

 

 

 

 

 

 

 

 

 

 

 

 

 

 

 

 

 

 

 

 

 

 

 

 

 

 

 

 

 

 

 

 

 

 

 

 

 

 

 

 

 

 

 

 

 

 

 

 

 

 

 

 

 

 

 

 

40、不能把“民主”庸俗化

 

 

 

[2002年10月14日，安阳市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了市区内燃放烟花爆竹是否解禁调查办公室，对市区内燃放烟花爆竹是否解禁进行了万人问卷调查。本次10101份有效问卷调查中，涉及100多个单位，各行各业的人员均在调查范围之内，共有5729人对解禁表示赞成，占总人数的56.72%；4372人不同意解禁，占总人数的43.28%。根据群众的意愿，安阳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市区内燃放烟花爆竹全面解禁的议案，决定允许在安阳市市区内燃放烟花爆竹。]

 

 

 

按照政治理论的的常识，我们应该知道民主只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手段。民主不是唯一的有效形式。但是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并不能理解这个浅显的道理。安阳解禁烟花爆竹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假如这个地方的领导人进入干部考核答辩程序的话，我想他（她）不能得到及格的成绩。

    

 

且不说一种抽样调查在代表民意上的局限，就算是全体公民都投票了，也未必就能得出最恰当的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结果来。不用远说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带给我们的灾难，就是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能随时可见利用民主，侵犯人权的事例。去年成都市有一个余姓反麻斗士，不就是一个1：67的受害者吗？如果二十年前让全国公民投票解决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今天能少生3亿人口吗？国际社会利用多数票来欺负中国人的历史，你难道已经忘记了吗？

  

 

我们绝不是反对民主，反对使用民主这种手段来作出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决策。事实上，中国从历史上说是一个封建传统浓厚、中央高度集权色彩极重的国家，改造这种社会运行的机制，是一代又一代人重要的历史任务。但是怎么改？用什么方式改却是一个需要慎重的大问题。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动机就是不好的。但这场“一斗二批三改”的大革命，让全国人民栽了一个大跟头。这样的教训，后人千万不能再重复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的报告中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给我们点出了正确答案的索引。其实，总书记的报告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思路的一个总结，相关的文章和文件，你早就可以看到了。安阳市的决策人在解禁安阳市燃放烟花爆竹这件事上，没有做到“有机统一”，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判定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因而也使自己的执政能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说到燃放烟花爆竹这件具体的事情上。这件事说到底是一件移风易俗的事情。它和国家政权更迭、社会安定团结、外部入侵干扰等比较起来，是一个相对轻微的事情。动辄采用“全民公决”的形式来决定是“放”是“禁”，肯定是小题大做，举轻若重了。当我们搁置那些许多特别重要的事情，比方说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官员编制不谈、而偏偏大范围地使用“全民公决”这个似乎是最高的决策方式来决定这个城市是否应当燃放“烟花爆竹”，是不是有点令人苦笑不得呢？

 

  既然是移风易俗的事情，就着急不得。它需要舆论、宣传和社会领先人士的师范引导。政府的作用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但它必须自己的权限之内发挥作用。说得具体一点，主要是看移风易俗的一切活动是否损害公共利益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公共利益。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来说，它完全有权利规定燃放时间或燃放地点，以满足那些特别嗜好烟花爆竹的人的需要。完全用不着采取“全 民公决”的方式来为自己推脱责任，把“民主”庸俗化。

 

 

 

《人民网》2002年11月14日。

 

 

 

 

 

 

 

 

 

 

 

 

 

 

 

 

 

 

 

 

 

 

 

 

 

 

 

 

 

 

 

 

 

 

 

 

 

 

 

 

 

 

 

 

 

 

 

 

 

 

 

 

 

 

 

 

 

 

 

 

 

 

 

 

 

 

 

 

 

 

 

 

 

 

 

 

 

 

 

 

 

41、适应时代要求，及早放开学生公寓管理

 

 

 

[每年新生入学时，作为教师和管理人员都面临着帮学生和家长选宿舍的问题。现在的宿舍有600元的，有800元，还有1000元甚至1200元的。宿舍档次差别的客观存在必然给学生心理造成压力，也给管理和疏导带来一定的难度。]

 

 

 

我们应当及时正确地看待这个现象。

 

 

 

其实，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学生应不应该分等级住不同档次的学生公寓，而是你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几乎所有上一点档次的学校都已经按照不同的标准建设学生公寓了。这对青年学生的身体和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压力是必然的。

  但这种压力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把大学生像三岁小孩一样看管起来，生怕他们做这做那的时代已经逐渐在远离我们。这是一个不可否认历史潮流。许多学生家长和学校管理者不能自觉地认识这一点，更不能及时把早已过时的心态和习惯调整过来。他们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体制，必然要从各方面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表现在社会现象上，最直观就是人们在使用各种资源包括你的住房上的差别了。金钱是调动资源的杠杆，但是很遗憾，你没有，或者你很少有这种东西。这种事实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了，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要瞒着下一代呢？

 

  作为大学生，其实是成年人了，一般地说，已经具有一定的辨别本领和一些心理承受能力。让他们早一点知道社会上有相对贫穷和富裕，也许并不是坏事，这有利于早日适应社会，并逐渐独立承担起民事和刑事责任，在社会中早日寻找到发展自己的机会。如果在大学这个“初级社会”，还被人用虚假的、不真实的平等包裹起来，那将来走向社会，能不出问题吗？

 

  在学校的公寓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无疑是做的太多了。这即不利于学校的发展，也不益于学生的成长，还阻碍了社会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一个大学校长或者说主要的管理者，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往往是很多的。这有点类似于改制以前的国有企业负担的沉重包袱。能招收多少学生，首先就要决定于是不是盖起了足够的学生宿舍。你说你用考虑学生宿舍的精力干点别的，比方说考虑一下科研规划或者说研究项目行不行？不行。没有学生宿舍，就招不来学生。

  另一方面，很多学校对学生宿舍实行男女分开的公寓化管理，更有的学校是靠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管。态度蛮横，让学生饱受不文明管理之苦。大多数学生对此都很有意见。再说的严重一点，这些管理人员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他们也会养成这样的不文明、不讲效率的习惯。

  管理人员经常这样讲，对学生们就要严加管理，否则就会出问题，比方说偷偷溜进异性宿舍。这些可以说是过分地杞人忧天了，纯粹是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一个社会不能富裕，最重要的原因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太多了，管理性劳动太多了。不管几个人就体现不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殊不知，大家都想体现自己的价值，管住别人，包括管住已经是成年人的学生，于是在这一方面的社会生产性的价值自然就减少了。人们老是抱怨工资收入太低，但是从来都没有想到，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种思维、都在实行这种管理，大家的收入又怎么能提高上去？

  在学生住宿的问题上，放开不管行不行？我看完全行！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住学校公寓的，很少！相当多的学生在校外自己租房子住，甚至男女同住一套单元房（当然不是住同一间房子），不见得就一定要出什么事。事实上，学生住什么样的学生，完全是自己的事，别人干涉本身就是违法的。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做法，简直是孰不可忍。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大学，放假留校住学生公寓，要经过学生处、学院领导审批，只有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或家庭特别贫穷买不起回家的车票，或者离家特别远的学生才能得到批准。整个一个落后的、近乎野蛮的管理。 这样的学校要实现大发展，或者要和世界大学接轨，无疑于白日做梦。

 

  但随着整个社会市场化的进程，这样的现象毕竟是越来越少了。大学教育产业化、包括学生公寓住宿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管理一天天在接近我们。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认清这个形势，并为之摇旗呐喊甚至走到人群中振臂高呼，高校崭新的面貌就会早日出现在我们身边！

  

 

 

 

《人民网》2002年11月8日。

 

             

 

 

 

 

 

 

 

 

 

 

 

 

 

 

 

 

 

 

 

 

 

 

 

 

 

 

 

 

 

 

 

 

 

 

 

 

 

 

 

 

 

 

 

 

 

 

 

 

 

 

 

 

 

 

 

 

 

 

 

 

 

 

 

 

 

 

 

 

 

 42、学生转系要恰当处理，不可一哄而起

 

 

 

[2002年9月，九十七岁的复旦大学迎来一个“惊世骇俗”的开学盛典——２４４名学生，重选专业到新系。念过大学的人都知道，“转系难，难于上青天”，如今竟有如此多的学生同时转系成功，复旦前所未有，全国闻所未闻！“奇迹”从何而来？来自复旦大学率先全国实行转系（转专业）制度改革。校党委书记秦绍德言之切切，“我们的高考目前还只能给学生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就是‘一考定终身’。只有热爱专业，才能学好专业，才能爆发创造力。放宽转系限制，复旦给每个学生爆发的机会！”]

 

 

 

我是一个大学教师，也在大学里做一些管理工作。对大学生转系，我认为应当恰如其分地处理，切不可走极端，一哄而起。如果一下子放开，而不加管束的话，那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造成不可估量和无法挽回的后果。

 

    很明显，作为一个尚不完全成熟的人来说，大学生选择专业，带有很大的盲从性，他们还不能时刻做到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高度去看待自己的选择，大多数人仅仅只是在考虑高考必须录取的前提下，才填报了高考志愿。而国家的高考专业目录的设置，是经过有关部门精心研究和认真调配才形成的，带有很大强制计划性。如果允许每一个人都在进校以后自由选择专业，势必会对那些国家紧缺，但却不是社会热门的专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如果说国家计划说改就改，没有一点严肃性和权威性的话，这种计划要不就是根本不需要，要不打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但这种设想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

 

    即使从原则上看，让大学生随便转系缺乏更多的理由，我们也要看到，现行的高校管理规定并没有一下子把所有人的都卡死。据我的了解，大多数高校都对大学生转系都做了适当的安排。比如规定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转系和在什么时间转系。如果你真的符合条件转系，比方说，你对所热爱的但目前无法得到恰当学习机会的专业有着特殊的突出的成绩，绝大多数管理者和老师都会同情和积极帮助你想办法转系的。转系，在高校现行的管理实践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禁止的做法。  我们还应当看到：学生填报志愿实际上是和国家或学校签定的一张合同书。合同书规定了契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大家都要遵守。一旦有一方发生违约，最起码的责任是进行赔偿。因此高校学生对转系的学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从契约理论上看是有道理的。再加上开会研究或者报表文字以及更改教育计划，都增大了高校的管理成本，转系费用的收取，必不可免。

 

    还应当特别提到的一点是，从国家计划和教育科学以及人才培养的角度看转系问题，它并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但行政管理上的人为因素使事情变得难办起来。各级管理者特别是一些掌握权利的领导者，用条子和打招呼的方式干扰学生转系这件事。这需要用高一层的制约手段来加以治理。

 

    这个高一层的治理手段说的简单一些，那就是尽快地还真正的权利于高校自身，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一所高校完不成国家下达的人才培养计划或者由于人为的因素使得这个学校的管理变的一片混乱，生源质量很差，以学生学费为生的高校自然就要出现生存问题，此时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董事会这一类的机构就要更换现任的管理者。良性循环至此开始，学生转系这一类的问题很快就会朝着有利于社会也有益于个人才能充分发挥的方向发展。

 

《人民网》2002年9月24日

 

43、保送、免试上研究生等优惠政策应该有个底线

 

 

 

[在校本科生应征入伍，如果在部队服役期间荣获二等功，复员后能免试就读研究生。这是10月29日在北京市征兵站召开的讨论会上通过的政策。安徽省对大学生入伍的新政策是，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所学本科专业毕业后，可免试保送所学专业研究生。一位叫孙正龙的网友对此提出异议。]

 

 

 

我非常同意孙正龙的观点。“研究生”作为“奖品”来发让人觉得十分别扭，但确实是一个今年在各地推行的政策。我作为学校的管理人员亲耳聆听和目睹了有关文件。山西省今年冬季征兵中宣布的新政策：荣立三等功以上的，专科生可以免试本校同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本科；荣立二等功以上的，本科毕业生可免试保送所学专业研究生。

  

 

为了扩大兵源，保证更好的高质量的青年进入部队，制定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在校大学生服役期间家属享受军属待遇；服役期满后家庭经济紧张的但仍然愿意继续完成学业的，酌情减免学费；还有，服役期满后，因各种原因不能复学的，应按照有关政策给以妥善安排等等。这些措施切实可行，解决了在校大学生的后顾之忧，也符合人们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因此不仅对加强国防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社会的安定和正常运行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任何优惠政策都应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社会公认的秩序。学生入学考试就是一例。这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文明的国家都是这样。撇开中国过去“科举”制度的内容不说，这种选择人才的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史最大的贡献之一。理想式地进行教育革命，推荐所谓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是弊大于利。因此在“十年文革”之后，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集体领导果断地否定，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才匮乏断档的危险，而且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宏观角度，确立了一种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模式，那就是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各类大中专学校学习。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考虑，改变这样一个已经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规则是要慎重考虑的。

 

 

 

当然我们要看到，之所以不能改变这样的规则，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在有限的教育资源条件下，遵循何种规则，才能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有一百个人想上学，但学校的座位只有5个，最好的选择办法当然是通过竞争选拔一下。如果你通过一种特殊的做法，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推荐或别的什么“走后门”之类的办法，肯定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本来的资源有限，再加上不当使用，那无疑于雪上加霜。

   

 

更重要的危害是社会和公众心理方面的。人们历来把军队、警察、公安、法院以及政府其他执行社会公共职能方面的机构和工厂企业等纳税主体加以区别，这是不同的部门，执行不同的职能。随着教育产业化进程的发展，各类学校在职能转化中，将越来越具有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性质。从这种定性的角度看，如果进来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受点经济损失是小事，造成的社会影响可就太大了。前两年，各地高中招收保送生，经新闻媒体披露，暴出不少丑闻。涉案者大都是一些学校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少闻有军队系统的。这得益于新一代领导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果断决策，比如坚决清理和制止军队经商的一些做法。随着部队和学校共建等各种活动的增加，但愿地方上招收保送生做法中的丑闻，不要在军队中重演。这毕竟是人民最寄厚望的地方。但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从源头止住。

 

 

 

《人民网》2002年11月6日

 

 

 

 

 

 

 

 

 

 

 

 

 

 

 

 

 

 

 

 

 

 

 

 

 

 

 

 

 

 

 

 

 

 

 

 

 

 

 

 

 

 

 

 

 

 

 

 

 

 

 

 

 

 

 

 

 

 

 

 

 

 

 

 

 

 

 

 

 

 

 

 

 

 

 

 

 

 

 

 

 

 

 

44、如此之下策，不可思议

 

 

 

   [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1日报道，北京大学从本学期开始将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约有2%的学生将因考得不好而被淘汰“出局”。 据悉，从本学期开始，北大将杜绝考试100%的通过率，原则上各门课程的不及格率将控制在1%至10%，如果出现某门课学生全部及格的现象，学校将会追究老师的责任。]

 

  

 

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学府竟然出如此之下策，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表面上看是督促落后学生上进，实则是对人性的一种藐视和践踏。

 

    我敢肯定，能够考上北大这一类大学的学生，绝对是聪明的。让他们人为地做了2%的牺牲品，是我们管理者的罪过。尽管1%到10%体现了一种正态分布，尽管淘汰2%可能的确是合理的，但它无论如何只应当是结果，而不应当是前提。任何一个老师都知道，学科不同，教学方法不同，评判学生的成绩的准绳或者说比例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老师们连给学生分数的权利都没有了，这样的老师还值得能当下去吗？

  

 

这种人为地划定指标，搞得人人自危，绝对不是这所大学自“五四”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精神。

 

    为什么要假定一部分人必然是有罪的呢？为什么不能假定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呢？难道后者不是比前者更体现人的与生俱来的平等吗？

 

  一个好大学必然要有竞争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成为坏事的是我们把这种竞争低级化、庸俗化，专制化，让它彻底变成一种异化与人的本性的东西。如果对学生或者老师实行这种劣质的竞争的话，那么学校的领导又该进行什么样的监督？什么是我们办学成功的标准？如果这一切条件都不具备的话。我们出台的这种措施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

 

 

 

《人民网》2002年9月25日。

 

 

 

 

 

 

 

 

 

 

 

 

 

 

 

 

 

 

 

 

 

 

 

 

 

 

 

 

 

 

 

 

 

45、大学生禁购电脑，错！

 

 

 

[清华大学学生管理部门于2002年8月新生入学之际，出台禁止学生购买电脑的规定，此举在人民网传开后，引起各界人士包括学生在内的不满]

 

 

 

堂堂的清华大学大概不会不知道法律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详细规定，不会仍然把大学生看成是幼儿园的哑哑学语的稚童，更为重要的是有着崇尚民主自由和平等光荣传统的清华大学的管理者不会忘记：在青少年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不能把他们引向一个专制与盲从统治我们思想的时代。

 

    但是眼下的规定说明了什么呢？假如不是“人民网”这样的有影响的网站认真推出“大学新生禁购电脑”这样的讨论，我是绝对不相信清华大学会有如此举措的！

 

    大学生用电脑这不是新鲜事。我在美国学习时大量看到的现象是，不仅大学生就是中学生、小学生使用电脑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玩电脑是持赞同态度而不是一股脑儿地反对。他们认为电脑是和现代科技、是和智慧与聪明直接连在一起的。遗憾的是，似乎美国的小孩更加喜欢大自然，喜欢到户外活动，喜欢旅游，喜欢橄榄球一类的体育活动。孩子特殊地喜欢玩电脑，特别喜欢大型的智力或战斗游戏，应当说是相对少见的。此时的家长必然以一种十分宽容和寄予希望的态度来看待孩子选择的。在大量拥有电脑的背景下，这里似乎对任何人包括任何一个年纪的学生是否要购置电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所感受到的是对电脑使用上的一种特别催促的感觉。比如，新生到了图书馆，或者图书馆专门接待中小学生参观，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向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如何使用电脑查询图书目录，并告诉电脑所在的位置。事实上在美国的大学里，绝大多数的老师是不接受手写作业的。如果你自己没有电脑，你又不使用学校的电脑，那你就必须到街上复印打字的店里把你的作业打印出来再交给老师。

 

    对电脑带有一种恐惧的感觉，认为一玩电脑就沾上了晦气。这是中国特色，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悲剧。中国人望子成龙，“寒窗十年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知”了以后怎么样？衣锦还乡，封妻荫子，祖上光荣，这就和我们今天的人所说的“车子”“票子”一样，骨子透着卑微和极端的自私和个人主义。这种价值取向和天子在上的封建皇权紧紧地连在一起，相辅相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井然有序，没有任何的个人尊严和自由选择可言。和禁止新生禁购电脑的举措相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众多的脸上布满皱纹的家长替孩子手拿肩扛沉重的行李，而已经成年的大学生没有一点内疚和负罪的感觉。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心中经常不由地掠过一丝丝担忧：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走出历史抛给我们的阴影呢？难道把人变成考试工具的做法还要在新的世纪里还要继续下去吗？已经和现代化密不可分的父母们还要一代由一代地重演“范进中举”的悲剧吗？

 

    不。不要再走老路。这一代人已经没有时间再走老路了。

 

    走出这个阴影，教育部门以及它的从业人员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切都应从改变人的观念和习惯做起。学生的心灵是一张白纸，当他的民事权利屡屡被行政管理所侵犯，久而久之，他也会习惯性地照此办理。当他对众多的形而上学和讲究形式主义的做法所熏陶的时候，自然也就会跌入这种泥坑。人的惰性是很难一下子消灭的。已经发生过的大量现象是：因为有人盗版于是关掉所有的音响店，因为开矿死了人于是关掉所有的矿井，由于烟花爆炸于是三年不准开业，更近的事情是由于网吧烧死了人，于是在很多地方，网吧也就禁止开了。京城的学生要跑到外地去上网，就是一列。禁止大学生购置电脑是这种做法的新的版本。所有作出这样决定的管理者，包括清华大学的管理者，当你们把这项措施推举出来的时候，想过没有你这样的决定给普通的从业人员带来什么样的痛苦，给普通的居民造成多大的不便？更会给学生的心灵上带来多大的伤害？为什么当发生事故时才看见你们的身影？日常的不至于影响生产的管理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在尊重人、尊重生产、学习和生活的前提下的管理方式？

 

    有，肯定是有的。起步就在赶快取消大学生禁购电脑这样的愚蠢举措上！ 

 

 

 

载《人民网》2002年9月19日

 

 

 

 

 

 

 

 

 

 

 

 

 

 

 

 

 

 

 

 

 

 

 

 

 

 

 

 

 

 

 

 

 

 

 

 

 

 

 

 

 

 

 

 

 

 

 

 

 

 

 

 

 

 

 

 

 

 

 

 

 

 

 

 

 

 

 

46、置“政绩工程”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1995年，大贪官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当时所辖地亳州以产黄牛著称。王突发奇想，要将亳州市“塑造成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提出要使农民们“赶着黄牛奔小康”。王怀忠和他的下属们用了半年的时间筹备开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一些官员说，本来政府牵头搞一个黄牛会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好事，但是到了王怀忠的手上，一切都变了味：他的目的并非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王怀忠造假到极致的是，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

 

    但是这些虚假的政绩毕竟为王怀忠带来了好处，王怀忠的官越做越大，而且升迁的速度相当惊人。1993年他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而当上市委书记仅三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

 

    一个在王怀忠“身边”很近的县委书记说，王书记一次酒后让他附耳过去，说了“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

 

 

 

对“政绩工程”我有一点要说的话。

 

 

 

“政绩工程”本身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任何有作为的官员都应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搞一些全局性、突出性、前瞻性的战略工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你将愧对授权与你的人民大众，有辱你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使命。

 

    问题在于，“政绩工程”从开始到结束，处于一种没有制约或者说制约度不够的状况中，这给人民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一、“政绩工程”的出现往往不是人民意志的结果。已经掌握领导大权的个别人，通过各种非法、非组织渠道、非程序化的手段，为“政绩工程”立了项，开了工，糟蹋了人民的血汗，给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障碍，背上了包袱。

 

    二、“政绩工程”的进行往往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对许多地方来说，制度建设形同虚设，于是“县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于是许多掌握领导大权和工作实权的人利用“政绩工程”这块肥肉，给自己捞足了好处。对这些人来说，所谓的工程，就是他们发财致富，满足私欲的基地。

 

    三、“政绩工程”最后的结果也往往是没有更多的人再去关注。花再多的钱，造成再大的浪费，由于是上一任的，与己无关，所以现任领导没有人会去热情去关注他人的“政绩工程”，只好“人去楼空”。而且，本届官员任命期间还有自己的“政绩工程”要做，更加重了不了了之的态度。

 

    很明显，不是老百姓不欢迎、不需要“政绩工程”，而是“政绩工程”必须置于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之下。“政绩工程”要走向程序化、法制化、制度化，才能更多地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载《人民网》2002年8月30日

 

 

 

 

 

 

 

 

 

 

 

 

 

 

 

 

 

 

 

 

 

 

 

 

 

 

 

 

 

 

 

 

 

 

 

 

 

 

 

 

 

 

 

 

 

 

 

 

 

 

 

 

 

 

 

 

 

 

 

 

 

 

 

 

 

 

 

 

 

 

 

 

 

 

 

 

 

 

 

 

 

 

 

47、分层次理解“处置身体的权利”

 

 

 

[一夜情、婚外恋、婚前同居、换偶……面对２０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翻天复地的性变化，著名的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觉得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很多人表示了不理解，一位叫蹇庐氏的网友在人民网2003年8月23日撰文对李银河的有关这一现象的访谈录表示强烈不满。]

 

 

 

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都有权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应该是一句包含着十分丰富内容的判断。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事实上都对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由此构成了我们丰富多才的各色人生。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分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每个人当然有权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如果没有，那还是人类社会吗？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原则上是没有个体存在这一概念的。虎豹狼狮对食草动物的袭击，尽管发生在个体身上，但事实上只有在“群”的活动中才有实质上的意义。蜂群中的个体更是被集体划定了所担负的特殊角色，当集体受到攻击时，工蜂会毫不犹豫的以个体生命为代价拼死保护蜂巢的存在。这种现象千百年来为各种文人墨客所称颂，但掩饰不了这种现象和人类这一特有的高等动物的原则区别。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越往前追溯，他就越在更大的意义上从属于一个整体。在资本主义的史前时代：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一直到原始社会的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克思揭示的这一普通道理。资本主义社会是由看不见的金钱锁链着每一个人，而史前时代则完全由赤裸裸的人身依附和“超经济的”剥削把人们捆在一起，这当然谈不上“每个人都有权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特别是对社会最低层的奴隶或农奴而言，更是这样。

 

    第二个层次，每个人在有权处置自己身体的时候，要考虑到社会条件的限制。这样的考虑并不是多余。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利，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倒退。这是自启蒙时代就已经揭示过了真理，即便是我们反复批评过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没有几个人敢把这样的做法绝对化。如果绝对化了，以后的推论出来的做法会使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伤害。最明显的例子：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正是这样处置自己身体的。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的实施，给人类的文明抹上了阴影。当私欲横流，道德败坏，卖淫、卖自己的身体器官之风盛行的时候，我们何谈尊严，何谈进步？！

 

    第三个层次，恰当判断当前“人的解放”程度，明确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目标。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中，任何抽象的说教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需要对现实做出回答并提出自己的实际主张。我们是一个封建残余十分严重的国度，在这里各种以原始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身依附现象非常严重，重视个体的创造性不够，重视个人的权益不够，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尽量对别人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尊重别人的自我选择，尊重别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只要不是对社会造成明显危害的，或者说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事情，我们都无须干涉。只有这样，一个和谐的、有生机的社会秩序才能逐渐建立起来。

 

 

 

载《人民网》2002年8月29日

 

48、“当勇士还是当看客”应当涉及深层问题

 

 

 

[2002年7月8日晚，32岁的南充市顺庆区凤山村人张建国坐上了南充市1路210号空调公共汽车最后一排，售票员任耀丽向其收票，张拒买车票，在任再次要求张购买车票时，张掏出一把刀来威胁：“我有这个你要不要？”任掏出电话报警，此时，张疯狂刺了任8刀，其中有两刀刺中头部，6刀刺中身体。驾驶员田伟见状，立即开车驶往附近派出所，但歹徒用刀威胁驾驶员停车，扬言如不停车就伤害乘客和司机。所有乘客也涌向驾驶台，要求停车，驾驶员被迫在距离派出所约一两百米的地方停车，张建国乘机跳车逃离现场，众乘客也纷纷下车。田伟将身受重伤的任耀丽抱下车，在赶往医院的途中，27岁的任耀丽不幸身亡。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车上20多名乘客在歹徒行凶时没有一个人在口头或行动上制止，歹徒逃跑后依然没有一个人报警，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后也一直没有找到出来作证的目击乘客。

    7月12日上午，南充市委决定，在新闻媒体上开展为期一个月的《“7·8血案”说明了什么？》大讨论。]

 

 

 

面对歹徒行凶，当勇士还是当看客？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几年前我的大哥从一个县里来省城，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当他乘座长途公共汽车时，发现有几个小偷在割一位乘客的提包，良知驱使他悄悄提醒那位顾客，因而使那几个小偷的偷窃目的没有得逞。小偷恼羞成怒，打了我大哥几个耳光，随后下了车。我大哥当时没有还手，到长途公共汽车总站后，向有关部门报了案。

 

    大哥把这段经历讲给家里人听，没有一个人不替他担心，也没有一个人赞同他的做法。我们这个大家庭还真算是革命家庭，共产党员的人数超过一半，但是在这问题上的分歧是截然对立的。

 

    二哥一家、妹妹一家还有妻弟一家，总有十几个人，一致反对大哥的做法，理由是：长途车上有售票员、有司机，他们是乘客财产和生命的法定看护者，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也不该你管。万一管错了，谁来给你断这个官司？文明社会的规则是职责分明各管一段，你如果越了位，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这十几个人中不乏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还有几位是大学生，他们接触和吸收现代社会的知识比我快，在此事上的意见是如此的一致，令我震惊。

 

    大哥是当年的红卫兵，后来又参军服役，复员后当了工人，最后又转干成为一个银行的保卫干事。一生耿直正派，但日子过得并不宽余。面对所有人的指责，他苦笑一下，转向我求援。  我的心还放在他那段并不是虚构的惊险经历上。我告诉他：这几个小偷没有向你动刀子算是你的万幸。我告诉他：你的做法和你已经过了五十的年龄的要求不很相称。我还告诉他：良知和道德并不能管住一切。

 

    说这话时，我和大哥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今天讨论的话题和几年前和我们经历过的是那么地相似。如果我和我大哥同时坐在南充市的这辆公共汽车上，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悄悄掏出手机，拨打110报警。如果我们离凶手太近，不便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设法把手机传到后面去，我们相信总有人会设法打110的。如果没有手机的话，我们也会尽力想法阻止凶案的发生。我判断，假如这个凶手不是神经有严重问题或不是故意杀人以报复社会的话，是不会一上车就直接捅人的。我们这里的公交司机可能比南充市的服务态度要好一点，但是歧视乡下人的态度就是让人觉得这里隐藏的社会危机太大。进城打工的农民带的铺盖卷多了一点，就要多收一张票；如果不知道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规矩，冷冰冰恶狠狠的语调，非要把已经误从前门上车的农民们赶下去不可，人格受辱、尊严扫地，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难以说清的心境和对社会秩序的担忧。

 

    因此，讨论面对歹徒行凶的反应。我们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它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问题，道德、法律、经济以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日常行为规范都应在它的视野之中。

 

 

 

 

 

《人民网》2002年7月26日

 

 

 

 

                 

 

 

 

 

 

 

 

 

 

 

 

 

 

 

 

 

 

 

 

 

 

 

 

 

 

 

 

 

 

 

 

 

 

 

 

 

 

 

 

 

 

 

 

 

 

 

 

 

 

 

 

 

 

 

 

 

 

 

 

49、领导同志著书立说，好吗？

 

 

 

和“博导读博”的现象一样，“领导同志著书立说”早已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认为这并不值得叫好。

 

    一、“领导同志著书立说”涉嫌权钱交易，助长不好的社会风气。带各种各样“长”的领导同志，很容易地就出了厚厚的一本又一本的专著，这不是无中生有的判断。大家都明白，领导同志并不要每天去熬夜谴词造句，他只需要秘书代劳即可，如果秘书代劳有点不好意思，他只需到高校或其他什么研究单位找几个能写的人就可以了。高校的老师是最便宜的劳动力，只要去找，是很容易就能找到的。当然条件是需要有一点的：不能白干活，或者给一点稿酬，或者请领导同志在别的什么事情上，帮一点什么忙。“领导同志著述立说”涉嫌权钱交易，恐怕不难理解。

 

    二、“领导同志著书立说”难免顾此失彼，不利于搞好本职工作。领导同志的本职工作是不折不扣地落实上级指示，保证上级的意图能够得到完整的实现。如果成天忙于查资料、进图书馆，这要么证明你这个领导同志没有一心一意地务正业，要么就表示你这个领导同志的职位根本就是多余的。我们的各级行政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到一个部门去办事，最常见的就是找不见人。找领导同志更是难上加难。过去封建社会里有“击鼓上堂”的惯例，不管是县太爷还是地方巡抚，有百姓击鼓那是非上堂不可。今天你能轻易见着这样级别的“官”吗？他们到哪里去了？恐怕“著书立说”，算是一个找不见的原因。

 

    三、“领导同志著书立说”本末倒置，和现代社会的精神相去甚远。当然“著书立说”比起那些打麻将、泡小姐的要好不知多少倍，但终究和有效率的现代化管理的要求，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西方国家的总统的著书立说是要在卸任后才能做的。美国总统退休后，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或者他认为合适的地方动用财政拨款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一个图书馆。但是在位的时候不行。如果美国的民众认为自己的总统每天都去“著书立说”去了，可能第二天罢免他或者弹劾他的议案就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但朝着规范、效率的方向发展总是不错吧？

 

 

 

载《人民网》2001年11月15日

 

 

 

 

 

 

 

 

 

 

 

 

 

 

 

 

 

 

 

 

 

 

 

 

 

 

 

 

 

50、“朝九晚五”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朝九晚五”作息制度的实施，将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上到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种统一的社会认可的作息制度中生活。不论是在工作时间里紧张地为上司、为老板打工出力，也不论是在家中悠闲地享受上帝赋予你的天伦之乐，我们每个人都要以统一的作息制度的存在为前提。事实上，作息制度是我们这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

 

    把我们目前普遍存在的“早八晚六”改为“朝九晚五”，我认为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一、可以留给个人更大的生活空间，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现代社会里，人的流动性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人远离自己的居住地去上班，还会有更多的人住到环境相对优美和安静的乡村郊区。从离开自己的家庭住址到回家再与妻子儿女见面的这一时刻算起，显然，“朝九晚五”留给属于自己的时间要比“早六晚八”的时间要多一些。如果每一个人多出两小时，那么13亿人总体增加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将是一个多么客观的数字！这个数字包含了多少家庭的温情脉，挽救了多少由于留给自己时间不够而形成的家庭危机。夫妻间的话语增多了，感情交流加强了，准备破产的婚姻恢复了，大家普遍安定团结了，自然也就要去追求生活质量。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人们行为方式，也就随之文明和健康起来并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二、可以压缩上班时间个人活动范围，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有利于改变机关工作人员中午大吃大喝的坏习惯。在中国的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里，上班时间留给个人的活动范围太大，特别是中午两个小时（夏天则为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如果不去睡觉的话，无所事事。这便给大吃大喝的不良习惯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尤其是在中等以下的城市里，人们谋求在酒桌上解决问题，于是各种各样的不良风气，便由此孳生。喝酒划拳不绝于耳，失态醉鬼随处可见，败坏政府形象，有损良好社会风气。如果只给这些人一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那他想喝醉，都没有时间。潜移默化，一个良好的习惯才会逐渐形成。

 

    三、可以强制性地减少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让后一代人更加健康的成长。现实生活中，每一个养育孩子的人都不止一次地对孩子的过重的学习负担感到担忧，但又不止一遍地去催促孩子去继续做作业。当你三番五次地仍然不能把孩子从睡梦中催醒的时候，每一个作父母的心中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过重的学习负担，对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发育，已经不是一件小事情，许多有志之士早已多次呼吁切实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强制性的措施才能解决的的问题。“朝九晚五”的作息制度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令大家宽慰的结果。

 

    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城市交通的压力。“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把城市公交的高峰时间向后和向前各推一个小时，这样就给城市公交行业疏散人流，减少拥挤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人们更多地去坐公交车，而减少打的次数，对缓解个人经济压力、对节约社会财富，以至于对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减少环境污染，都有极大的积极作用。

 

    五、可以更快更好的和国际社会通行的社会生活习惯接轨，方便友人的往来。在我的经历中，国外的朋友总是对中国人中午蒙头大睡的习惯感到很奇怪。他们不明白，好端端的大白天，为什么要睡觉？为什么不利用不点灯、不费蜡的时光，尽快把事情干完，然后下班和妻子儿女去共享天伦之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外朋友都是这种意见，但多数的人这样认为是确凿无疑的。

 

    六、可以更有利地方便从农村来、从山区来、从偏僻地区的工厂来的基层人员办事。坐了一上午的车，想办完事就回家，可是遇到的是要办事的办公室“铁将军”把门，这是在基层工作的人最挠心事情之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是人们对办公室最常用的三句话。“朝九晚五”的作息制度，至少对解决“门难进”这一排在首位的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是有积极意义的。

 

    “朝九晚五”的作息制度是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我看来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是一种世界的潮流，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生活方式的一种必然选择。如果说其他国家和民族先于我们这样做了，极于善于吸取别人长处的中华民族肯定会在恰当的时候积极采用这种做法，以保证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民网》2002年6月25日。

 

 

 

 

 

 

 

 

 

 

 

 

 

 

 

 

 

 

 

 

 

 

 

 

 

 

 

 

 

 

 

 

 

 

 

 

 

 

 

 

 

 

 

 

 

 

 

 

 

 

 

 

 

 

 

 

 

 

 

 

 

51、从"蓝急速"大火中的24条生命无路逃生说起

 

 

 

北京“蓝急速网吧”发生大火，二十四条生命被吞噬。人们叹息和惋惜，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疾呼，安全，安全，安全！人们在责怪某些人的安全意识不强，甚至上升到落实中央安全政令的高度。这一切做法，这一切责难都不是多余的，只有更多的人重视安全问题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更有效地得到保证。

 

    但是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我想到了一个也许并不是由政令、制度或者说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在“蓝急速网络”大火突起的时候，并不是无路可逃的，然而可以逃生的大门是紧锁着的，可以破窗而逃的通道也被外面的铁栅栏封死了！为什么要封得这么死？目的显然是防盗，防逃费。这种做法肯定不是这一家，人民网上有一组照片报道南京的一家网吧也是象监狱一样把那些网络爱好者们关死在里面。一旦有大火突发，后果一定和“蓝急速网吧”是一样的。

 

    往宽里说，出于防盗和防逃费目的而有类似做法的肯定不是这几家小小的网吧了。影院、剧场、车站、商店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园、花园、展览馆，几乎所有的公众场所，人们为了防止个别人的不法行为，然后就置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生命财产而不顾，定出种种让人有失尊严、有失体面、有失风度的规则来。这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比如我们学校：由于大家校园里反映丢了东西，于是所有外面进来的人都一律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接受烦琐无比的检查。更有甚者，干脆就把一些大门关起来，让人们集中从特意规定的大门中出入。这样一来，有些工作自然就省下了，可是允许出入的大门口的人拥挤了起来，门卫此时显示着无比的威严。不过，普通群众对此肯定是怨声载道的。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肯定不是少数。

 

    但是大家见怪不怪。更多的人用“理解万岁”去搪塞这一极不合理的想象。

 

    其实，仔细想来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环境，在于我们的民族素质，在于我们的文化。

 

    环境不够理想。如果我不在我的窗户上加一套防护栏，我就不能保证我家的安全，在这种环境下，任何指责家主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而这种环境不是个人所能为的。它要依赖于公共机构，依靠社会的同心协力。薄熙来同志在大连任职时曾经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去掉防护栏做过很多努力，体现了一个有为官员的责任心。希望有更多的领导者能象他那样去考虑问题。

 

    我们的民族素质有待提高，这不是崇洋媚外言论。愿石油大学的老校长张彷先生从国外考察回来后，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让人吃惊的话。他说：国外的什么好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引进的，惟独人是不能引进的。要让十三亿中国人的素质整体提高起来，不是一年两年或者说一代两代就可以见效的。小偷小摸在一些中国落后地区，曾经是非常盛行的。一是和这个社会的贫富状况分不开，同时也和这个社会的财产观念相连。直到今天我们的大学生逃票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在一些发达国家，这种情况，虽然不敢说一点没有，但总体几率上，肯定要少得多。民族素质的培养，是我们搞好环境的大前提。

 

    我们的文化要彻底更新。这和中央倡导的精神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人的“城墙情结”是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守旧的观念。没有大家，只有自己的小家，只有自己的安乐窝。扩大一点就是自己这个小单位的安乐窝，用大门锁起来，围上墙，独享其乐。比起基督徒天下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教义，它实在是太落后、太自私了。和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胸怀，更是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倍。在这种“城墙情结”传统观念下修建起来的各个单位的门和墙，不知浪费了国家和社会的多少财富，也不知道在多大的程度上把人们变成一个个自私的可怜虫。家主是这样，企业主不是这样？当我们装潢这一个个网吧时，我们的眼里除了看见金钱的耀眼外，看见人的尊严了吗？想到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了么？没有，没有，最多也只有聊以自慰的一种无奈。

 

    改造环境、改造我们民族的素质、改造造就我们自己的文化。

 

    这是我们面对二十四个冤魂发出的沉重的呻吟和呼唤！ 

 

 

 

载《人民网》2002年6月19日

 

 

 

 

 

 

 

 

 

 

 

 

 

 

 

 

 

 

 

 

 

 

 

 

 

 

 

 

 

 

 

 

 

 

 

 

 

 

 

 

 

 

 

 

 

 

 

 

 

 

 

 

 

 

 

 

 

 

 

52、应告诉人们存款收取服务费不是怪事

   

 

 今年4月份看到一条消息，有居民不满花旗银行的规定而兴起诉状。花旗银行规定：活期存款每月在5000美元以下（包括5000美元）的要收取月服务费50元人民币或者6美元。告状的市民的疑惑是：“我把自己的存款放在银行，银行就应该为我服务，为什么还要收费？”“银行是政府办的，向客户收费要有政府批文，要不然就是乱收费。乱收费是要取缔的。”

 

    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真是有太多的让人说不出来的感慨，随即便给人民网写了下面一段话： 

 

    一、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可是我们的人民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用计划经济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世界，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指导自己的行为，包括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也包括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你和银行的客户关系是建立在商品和市场契约前提之下的。而这个契约的成立是以每个人对商品和市场的充分了解为假定条件的，如果你不认可银行出具的条件，你可以不来此处存款，银行当然也就不会对你负任何责任。这个简单的契约关系，应该是一个孩童都能理解的，可惜多年来的计划经济的思维，已经把人们基本的理性和正常的关系搞乱了。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全民范围的市场经济常识的宣传，应该不是一件小事情。

 

    二、已经加入WTO和世界经济接轨了，可是我们的人民仍然停留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中。确定一个存款的最小限额。小于这个限额的要收相当于“保管费”的费用，这在世界范围内的银行都不是个别做法。任何一个出国访问或在国外有过存款经历的人都可以知道这个常识。中国商业银行逐渐实行这种做法，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主动适应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被逐出规范的圈子。我们也不能轻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载《人民网》2002年6月7日

 

 

 

 

 

 

 

 

 

 

 

 

 

 

 

 

 

 

 

 

 

 

 

 

 

 

 

 

 

 

 

 

 

 

 

 

 

53、“检察院扶贫”可以休矣！

 

 

 

 “检察院扶贫”实在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大课题。这个题目的实质是公共权利的职能定位问题。我们近年来一直关注加入WTO后政府职能如何转变，并且讨论了不少案例，例如郑州发生的“馒头办”这一类的典型报道，其实也完全是同一类性质的问题。

 

    首先，“检察院扶贫”配错了对象。检察院是法制系统的单位。有关干部和公民违法而且是在特定范围内才能和检察院挂上钩。扶贫的基本含义是和社会保障、社会救济这一类机构相连的。让“检察院”去“扶贫”肯定是配错了对象。在现代政治文明中，不同的组织机构完成不同的基本职能，这是不容混淆的。否则就会引起社会管理上的混乱。只有在比较原始的，如封建社会里，才会有这种混乱的结构上和制度上的安排。过去的县官以“青天大老爷”的面貌出现，击鼓上堂，既管赈灾又管冤情，判对了，山呼万岁，判错了，只好空喊冤枉。没有政治和法制上的相互制约，没有相对权利分割补充的概念，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其次，“检察院扶贫”搞乱了经济秩序。通过检察院可以扶贫，可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要市场干什么？通过检察院可以扶贫，可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置勤劳致富这种中国的传统美德于何地？经济的最基本含义之一是用最小的付出，换回最大的收获，如果靠权利，靠关系，靠勤劳以外的手段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谁还会再去辛劳地去付出？如果基本的经济秩序、经济定律搞乱了，这个社会能最终走向繁荣和富强吗？

 

    再次，“检察院扶贫”为腐败行为扶起了一种更加隐蔽的保护伞。我们不否认从事检察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克己奉公的好同志，但在扶贫的名义下我们难免为许多不正常的经济行为开了绿灯。公款旅游的现象增加了，吃喝的次数增多了。这不是理论说教，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概括。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从制度上，还没有一套完全能制止住经济买卖行为中的各种漏洞的办法，有相当多的扶贫款项被挪用和贪污。这种现象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各地的“扶贫办”里。以政府为主要扶贫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都在遭到非议，把它扩展到检察院系统恐怕会遭到更多人的批评。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检察院扶贫”有着很动人的口号和非常感人的事迹，但严格考究起来，却和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愿此类现象早日在我国寿终正寝。 

 

 

 

载《人民网》2002年6月26日

 

 

                 

 

 

 

 

 

 

 

 

 

 

 

 

 

 

 

 

 

 

 

54、“博导读博”是一种耻辱

 

 

 

[55岁的杨义，身为博士生导师自己却不是博士，于是他读博并取得学位,这在新世纪的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说杨义为名为利者有之，说博导读博为做秀者有之，说杨义此举是对学术泡沫的无奈者有之。众说纷纭的不同声音，表明了社会对博导读博这一现象的强烈关注。]

    

 

“拿硕士，读博士”已经成为如今中国当官界的一道风景线，这种现象一直为默默无闻奋斗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所不齿。不幸的是，它正在从官场扩展到学校。许多早已错过读硕、读博年龄段的大学的校长和书记们以及其他种种掌握实权的“长”们，在异常繁忙的工作时间里，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一个地带上了硕士或博士的帽子，而那些老实巴交、只知道准点上课的教书匠们干瞪着两眼发呆。说实在的，不是他们不勤奋，而是被当今的从官场腐败引申到学术腐败的肮脏氛围吞噬了。博导读博，纯粹瞎闹。知识分子跟着当官者“追文凭”的风气，丧失掉自己的尊严，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读博士的杨义先生，掏出自己的良心说话：有必要跟这股风吗？

 

    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于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讲这个道理。已是中国文学研究最高学府的领头人，熟读中外经典，通晓情理大义的杨义先生，当然可以摆出不耻下问的姿态让社会各界知道他是为了学习才要戴博士帽的。但是如果真是为了学习，犯得上那样做吗？如果一个堂堂最高学府的领头人都不得不通过带博士帽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那不免让人生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习，这样为带博士帽的学习能对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起到作用吗？

 

    不客气地说，我们是按照“文学即人学”这一最起码的常识来判断价值大小和是非曲直的。我们理解所长先生想戴博士帽的心情，不管怎么说，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总比赤裸裸的物质和肉欲上享受要高级得多。但这事要做得让人舒坦并且符合大家都认同的规则。已经有了不菲成果的杨义先生完全可以像世界上著名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一样，凭着自己的实力拿一个“名誉博士”的头衔，而无须从有着更大发展前途的年轻后生手中抢走一个实实在在的博士生指标。我想，这样做于己、于晚辈、于社会都会更好一些。

 

 

 

载《人民网》2001年6月7日

 

                      

 

 

 

 

 

 

 

 

 

 

 

 

 

 

 

 

 

 

 

 

 

 

 

 

 

 

 

55、 门的遐想

 

 

 

    刚到美国，为了找我要去学习的匹兹堡大学的校门，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劲。找来找去，硬是没有找见，最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根本就没有大门。这倒不是因为作为古老而庞大的大学城，根本不是一个大门所能容纳下的，更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们对“门”的理解和我们有着太大的差别。事实上，一栋一栋的居民住户连同那错落有致、耸入云天的办公或教学大楼纵横交叉地裹在一起，你根本无法分清哪里是教学区哪里是生活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看见四面围墙之中嘎然凸起的那威严而令人生畏的大门。至于小时侯在老家经常遇到的躲在门后狂吠的看门的狗，更是没了踪影。

 

没有连带着围墙的大门，但用于办公和教学的公共建筑物里不能没有门，这里总该有人看门吧！但我仍然没有找到专司这一职务的人。各种公共建筑物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习惯上必须安排的门房。所有的楼门都是敞开的，供人们随时进出使用，不象我们国内许多部门的办公驻地那样，把周围的很多楼门都锁上，甚至把本应正常开放以便人流畅通的正门也关上，任大家在正门旁边的小门里脚磕肩碰地挤出来再挤回去。人生来似乎就应该在拥挤中生活、就应该受到审视、就应该卑躬屈膝地出入大门。宽敞、体面和个性尊严早已被严格、繁琐的出入门卫制度抛至九霄云外。国内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有理由的，最重要的理由不外是安全，这于国、于家都一样，什么时候都应列为第一，只是于无形中给人带来的不快似乎没有更多的人提及。

 

没有围墙、没有与之连带的大门，但安全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大家都匆匆赶路，忙乎自己的事情，很少有人把安全和有无围墙和大门连在一起。没有门房人员，大家似乎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便。在一些大楼中离门较近的地方，总是有提供信息的柜台，如果你找不见你要去的办公室，尽管来这里问就是了。至于象城市公共汽车的时刻表这一类的小册子，就摆放在门口的架子上，想要哪一本就拿哪一本，连问也不用问。显然，这里的工作人员不是专司“看大门”这一职务的。他们和所有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按正常上下班时间到岗和离岗，职责仅限于回答问讯。

 

     后来我想，是不是那些清洁工兼做大楼“看大门的”？也不是。大楼的清洁工只有等到夜里11点钟的时候才会出现，此时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离开教学大楼了，他们才开始自己的工作。诺大的一幢楼就那么三两个清洁工，从夜里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他们有每个办公室的钥匙，进去打扫完毕，再退出来将门锁好。至于教室里的门大部分是不锁的，因为学生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好锁的。清洁工们白天睡觉，当然无法负起白天“看大门的”责任。

 

到底谁是“看大门的”？这样一个在国人眼里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职务，能如此空缺吗？进出大门自由，这还了得！丢了东西谁来负责？在我惬意地享受进出自由的同时，不止一次地感叹校方管理的疏忽大意。后来才发现是我判断错了。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工作得很晚。夜里两点钟才回我的住所去。我走到教学大楼的东门很顺利地拉开装有强力弹簧的大门出去，突然间又想起我把住所钥匙放在办公桌上忘了带上，我只好折回来，想再进大楼到我的办公室把它拿上。没想到这种大门在晚上11点以后是能出不能进。一旦出去门就自然锁上，除非你自己有钥匙或里面有人为你打开。正在着急之间，有人过来了，是驻扎在这座大楼里警所的警察。我说明了意图，并出示了我的证件，他便为我打开大门。我这才知道，这里不是没有“看大门的”，是“看大门的”把工作做得很隐蔽。没有妨碍公众进出的门槛，没有威风凛凛的架势，没有百般刁难的态度。这真让我感叹不已。在此之后，我去了华盛顿、去了费城、甚至还去了加拿大的渥太华，发现无论是首府还是首都，也无论是国会大厦还是总督府，这些地方和围墙连带着的有关“看大门的”做法大致都是一样的。没有几座与围墙连带的大门、没有数小时一动不动、酷似雕像的站岗士兵，甚至没有证件勘验，只有一个安全检查的关口，只要你不带炸弹进去，出入随你的便。

 

看看国内，我们能否也做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做得更让人感到舒坦一点？曾记得有一次我因事急，要穿过政府大院，到政府的另一个机构去，办的也是和政府有关的事，有身份证，但没带工作证，无法登记，死活是进不了大院，眼睁睁地看着今天的事拖到了明天办。值勤人员由武警战士担任，威风凛凛，当然有自己严格守责的理由，我无话可说，总觉得有无限的感慨；还有，最近我所在的学校加强了门卫管理，采取了和政府大院一样的管理模式，进出人员一律要出示证件，意图是防止罪犯及可疑闲杂人员进入校园，这当然也值得称道，但偏偏有很多的人员老记不住带出入证，更别提什么身份证、工作证之类的证件了，于是，便被拒之自己生活、学习的驻地，不服之心油然而生。一个要进，一个不让进，与门卫的口角便不时发生。这恐怕也需要妥善处理。引起深思的是：这种办法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罪犯进入学校，值得考虑。古人有掩耳盗铃之说，今人是否也认为罪犯望风而逃？懒惰、形式主义、花架子、博取上级治安好评，但给百姓群众带来的只是诸多的不便和怨恨。不是吗？看看我们太原市的各大单位，能走的大门在绝大部分单位和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紧闭着的，它们只是在领导关照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至于遇到下雨、下雪天气也开放，那完全是我们的门卫人员为了自己的方便行使的一种无可奉告的特权。为此，我10年前曾在我所工作的一所大学的校报上刊登了一则短文名曰《门禁小议》，批评这种现象，不料与门卫上的负责人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经主管学校安全的副书记出面调停，才加以平息。这里没有任何我个人出入大门上的恩怨，我对门卫同志的辛苦也表示充分的理解。但平心而论，门卫制度令人遗憾，而且十多年来没有令人满意的变化。作为一个普通职工、普通公民，普通的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我不时地在想：大门——这自古以来就是权威和势力的象征，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普通和亲切呢？拆除围墙、去掉大门、方便群众，难道不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具有沉重的传统习俗负担的社会所要进行的一种永恒的改革追求吗？

 

 

 

载《火花》杂志2003年年第1期。

 

 

 

                            

 

 

 

  

 

 

 

 

 

 

 

 

 

 

 

 

 

 

 

 

 

 

 

 

 

 

 

 

 

 

 

 

 

 

 

 

 

 

 

56、我看“警察下跪”

 

 

 

[2002年5月24日中午1时许，炎炎烈日下，繁华的交通枢纽处，包头一位交警为了疏散堵路的群众，不顾一些人侮辱谩骂，面对数百拥挤人群，竟然当街下跪。他的这一举动在民警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他做得对，有人说他给警察丢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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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构成警察下跪的借口。警察，你头顶国徽，代表的是国家的尊严，你臂扛红星，体现的是人民的信任。如果你倒下了，国家将难以有稳定的局面，如果你不能维持社会的秩序，只好请你离开这社会需要的岗位。 

 

    该硬的地方不硬，该管的地方不管，受到损害的不仅仅是警察，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如果我们的人民连这一点都搞不明白，那就只好让他回到中世纪去。如果我们的理论家要为“警察下跪”做百般的解释，他不是白痴，就是别有用心。

 

    警察在人们心目中，本来就是有保留看法的。这种对警察的种种看法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反面报道，层出不穷的麻旦旦一类的案件，让人们对警察敬而远之。各种门岗和保安人员一类准警察，利用手中的权利，吃拿卡要败坏着公共服务人员的形象。

 

    不该管、管不好或者利用管事的权利给自己谋利益的事情干得多了，老百姓当然有意见，该管的事情又不去管，管不好，甚至拿人格尊严去交换一时的管理效果，这种蠢事中的学问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警察，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警察，真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学习，通过竞争的方式到万众瞩目的警察岗位上来。

 

 

 

载《人民网》2002年6月19日

 

 

 

 

 

 

 

           

 

 

 

 

 

 

 

 

 

 

 

 

 

 

 

 

 

 

 

 

 

 

 

 

 

 

 

 

 

57、协调好各种重大关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

 

 

 

在建党83周年、建国55周年的时候，我们党提出了执政能力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夺取政权以前，我们不是执政党，客观上不存在执政能力问题。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经验不足，执政方式也相对简单，所以也没有非常地认识和理解执政能力问题。那时，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牢牢掌握政权这一点上，但如何执政，如何有效地确保执政地位考虑较少。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形势下，我们党才有必要提出执政能力的问题，因为这时的情况要比以前复杂的多。我们面临着无数的需要及时处理的各种复杂关系，处理不好我们就有可能丧失政权。

 

我们需要处理好国家和企业的关系，真正解决企业，即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各类非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作处理国家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我们必须处理好国家和农民的关系，真正解决多年来存在的二元体制问题，把农民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出来，奠定这个社会最牢固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摆正中央、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关系，规范三者之间的治权、人权和财权，调动各级政权的积极性；我们必须处理好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内在关系，使之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让不同的因素汇集到社会发展的这个洪流上来，为高水平的执政能力提供最大的潜力；我们必须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执政能力的自然基础；我们必须处理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让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场合讲更多的话，确保畅所欲言的政治环境，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供最融洽的范围，真正向马克思主张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方向前进；我们还要处理好行政、立法、执法之间的关系，尽快颁布“新闻出版法”、“社团法”等现代社会最重要法律，纠正自己的行业为自己的部门立法这一类的做法。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只有妥善处理好种种重大的社会关系，才能确保我们的江山永固。

 

 

 

 

 

 

 

 

 

 

 

 

 

 

 

 

 

 

 

 

 

 

 

 

 

 

 

 

 

 

 

 

 

 

 

 

 

 

 

 

 

 

 

58、政府雇员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打开今天的人民网，一条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吉林省实行政府雇员制的消息。"年薪19.8万......."这个标题振奋人心，它在告诉我们:加入WTO对政府运作产生的冲击可能就要大规模地开始了，延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任命制”、“调用制”、“终身制”，以及还有许多种类繁多带有很强的封建社会残余的用人制度，将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政府雇员制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首先它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用人机制，将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社会治理原则向全社会展现出来，人不论出身贵贱，官不分大小高低，在“雇员”二字面前，都只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共事关系。其次，它激活了政府雇员的积极性，用干活拿钱把事做好这一朴素的和基本的要求替换了复杂的社会交往和过度的人身依附恶习，从根本上建立了现代文明的动力机制。再次，它孕育着高效率的办事方式。政府雇员制的推行，要求政府现有资源做重新划分和更加合理的调配，政府工作人员的住房分配、劳动福利、用车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和政府运做相关的开支费用都必然要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整个政治文明由此会大大向前推进。毫无疑问，政府雇员制会在我国整个政治文明的发展阶段中留下重重的一笔。

 

    政治文明建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和辨证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更是紧紧连在一起。当我们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的时候，我们无法谈及“雇员”二字，认为这些字眼有损于主人翁的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尊严。当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劳动用工四个重要文件，明确提出劳动合同制的时候，也曾经有相当多的人对理论上肯定劳动力是商品的提法表示了深深的疑虑。所有的这些障碍，今天看来都已经成为过去。当经济的发展要求政治和公众生活做出相应的变革和努力时，人们在感情上和行为上都必然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一些。政府雇员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率先由吉林省实行，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当然我们也看到：推行政府雇员制仍有让人担心的地方。许多看来是好的东西，由于人们在实践上操作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效果会大大打了折扣。学位制度、职称评审，甚至我们的军衔授予等，我们都很难说已经尽如人意。变化的是数不尽的模式和样品，不变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民族和个性。如果下的是龙钟，收获的是跳蚤，责任一定不要推到我们的先辈那里去。

 

 

 

载《人民网》2002年7月25日

 

 

 

 

 

 

 

 

 

 

 

 

 

 

 

 

 

 

 

 

 

 

 

59、“大学生请保姆”不值得称赞

 

 

 

“大学生请保姆”这绝对是一件不值得称赞的事情。发生这样的现象令我们担忧。教育已经越来越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倾斜，特别是许多学校从创收的角度出发，允许招进相当数量的高费生，正在对学校的风气产生越来越严重的不利影响。

 

    和过去相比，许多学生越来越贵族化了。穿衣服要穿名牌的，住房要住条件更好的。很多人以考研究生为名干脆在校外租上了房子和女朋友一起过起了有滋有味的家庭生活。有一个来自中州的孩子就连吃巧克力都一再点名必须是“德芙”的。这些现象在高校里早已不是新闻，任何人都是随眼可见的。

 

    条件好了加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于是生活过的好一点，这本身无可挑剔。问题是刻意追求奢侈和豪华，无论如何不应当成为下一代人意识主流。　我们整个国家都还需要发展，我们还有更多的人处于较低的生活水平线上。今天讲究吃穿，明天就可能物欲横流。小洞及时弥补，才能避免大洞吃苦。这些看来近乎于清教徒一样的说教，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并非完全没有必要。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封建皇朝的垮台，都有着类似八旗子弟腐化堕落、久坐无能那样的历史记录。

 

    呼吁各种管理和宣传机构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引导学生走上健康发展的路子。

 

 

 

载《人民网》2002年9月8日

 

 

 

 

 

 

 

 

 

 

 

 

 

 

 

 

 

 

 

 

 

 

 

 

 

 

 

 

 

 

 

 

 

 

 

 

 

 

 

 

 

 

 

 

 

 

 

60、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向学生灌输平等意识

 

 

 

 

 

有一所大学，新生报到后遇到的第一件难以忘记的事情就是不能随便坐电梯。这里的电梯分学生梯和教师梯，并由专门从事升降电梯操作的工勤人员看管，一旦发现你误入电梯，非把你赶出去不可。作为教师，我多次目睹了这一让人有失尊严、有失体面的情景，心里有说不出感慨。有一些情节是连带那些来自贫困地区似乎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父亲或母亲一道发生的，这更使我们这些从事人类灵魂塑造的教师感到一种难过。更让人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数年，竟没有一个学生对此提出异议。

 

我思前想后，还是把问题归结到我们的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现实的扭曲的“素质教育”上。几千年来，师道尊严是不变的理，天地君亲师是永久的格。物资的匮乏，资源的紧缺，加重了分配上的不平等，也造就了人们缺乏平等意识这一现象。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一现象其实从幼儿时代就开始了。幼儿教师百讲不厌的“孔融让梨”，其结果让孩子们懂得了谦让，但同时也使幼小心灵失去了自我的位置。其实正确教育的关键在于：让也好，不让也好，都要尽量以个性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固定的模式，不变的答案，僵硬的要求已经让我们这个民族失去的太多。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明和创造离我们这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实在是太远了，这不能不让我们从多方面进行反思。真理多跨一步，即会成为谬误，这个故事也不例外。

 

到了中、小学阶段，平等意识教育几乎完全为师道尊严所代替，现在说这句话我看一点都不过分。有一则新闻报道某一所学校的老师因为一个小学生骂了老师一句，就罚这个小学生吃苍蝇，而且更令人吃惊和感叹的是除了被罚学生的家长外，几乎所有的其他学生家长都不仅不对老师的做法提出批评，反而反对解聘这位老师。我相信这则报道的真实性。这种事例在我国的中、小学不是个别的。我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如果学生迟到现象，老师是非罚站不可的。放学回来，孩子经常给我们描述老师在课堂上体罚学生的情景。这真的让我们做父母的感到非常为难。孩子幼小的心灵像一片白布，他们的看法往往是对的。但绝大多数的家长却不敢支持孩子去批评老师。哪一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老师的对立面？于是，老师和家长共同挤压学生，使他们从小失去了平等意识的灌输和教育。

 

大学阶段的平等意识教育不够体现在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学习甚少，更不用说读一些卢梭 或 潘恩的一些古典的论平等的名著了。更严重的是周围的生活环境缺乏平等氛围。学生会和社团组织不算太少，但许多学生并没有把它真正看成是一个培养民主和平等意识的地方，而把它看成了一个“准官僚”机构，参加这些组织只是为了在将来的毕业分配和其它各种利益格局中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这对平等意识教育的损害是致命的。如果在人生的这个重要的阶段不能最后形成良好的平等意识，将来走向社会后就很难用平等的精神去塑造良好的人际氛围，更不用说主动去改造现实社会上存在的大量的不平等现象了。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祖国在新世纪的快速、健康的发展。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应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载《中国教育报》2001年4月1日

 

 

 

 

 

 

 

 

 

 

 

 

61、在职博士：关键要管住源头

 

 

 

在职博士、在职硕士从初衷说不见得不好。从提高学识水平、增加个人能力来说，不管怎么样说都是有益的。北大有勇气停招在职博士，勇气可嘉，但未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在实际生活中类似在职博士的事情很多，你能全部一停了之？借开会之名，行旅游之实；借团聚之机，饱个人私囊；借检查之时，拉个人关系；借赞助声誉，盖私利目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你甚至无法用现实语言来表述的各种社会现象，你都能一停了之？开会不重要？团聚不是正常需要？检查岂可少？赞助恐怕也是离不了。问题在于它会随时变味。就象学衔制、军衔制还有其他一系列在现代文明国家里行之有效的体制和做法，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几经周折才渐渐走向正规和发挥效力一样。我们面临的在职博士或在职硕士这一类的问题，也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琢磨，才能真正在我们这个社会发挥作用。

 

    关键是要从源头上管住。我说的源头是经济意义上的。马克思说过物质是基础，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的一种本能。上述种种形式上合理但事实上并不合理的事情，多数是和掌握权利的人们相关的。我敢肯定地说，没有多少农民和下岗工人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也没有更多的机会远出开会观光或从事外出检查之类的事情。花公款去做这一类的事情，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花的直接是自己工资所得的一部分，那我想事情就简单多了。无论是念在职硕士还是在职博士，也无论是观光旅游还是团聚往来，这些可能都是与己、与国有益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关键是要找准事情的根源，决不能因噎废食，得出在职博士和在职硕士多了会影响自己声誉的结论。因噎废食的做法会浪费北大宝贵的资源，反而影响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 

 

 

 

 

 

 

 

写于2001年1月31日

 

 

 

 

 

 

 

 

 

 

 

 

 

 

 

 

 

 

 

 

 

 

 

 

 

 

 

 

 

 

 

 

 

 

 

62、还有多少种腐败形式等待我们开发？。

 

                           

 

 

 

在我们的印象中，能够使腐败赖以存在的形式真是不少。最早的比较多见的是“吃饭腐败”，一桌饭菜下来，花它千儿八百不在话下，与之相伴随的是“送礼腐败，”白送的东西从价格不菲的电器产品和时髦的化装用品到名贵的土特产应有尽有；前几年的无线通信刚刚时兴，马上就有了“大哥大腐败”；高档小汽车一开始进入中国的轿车市场，公务用车上的混乱和猫腻使清理整治不得不随后进行。这两年休闲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休闲腐败”很快就初露端倪；使用代币卡(券)本意是刺激商品购买，不料也被腐败所缠，以至于中央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流通；今年还有一种更奇特的腐败叫“送年夜饭”，一个电话打过去，成千上万元的一桌“年夜饭”便可吃了白吃，抹抹嘴巴走人。至于直接用金钱和女性来腐败这种最原始的方式，似乎已经不屑一提了。到底还有多少种腐败的形式？人们心理似乎没有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有了新的消费时髦的东西，腐败肯定会随之花样翻新的。

 

腐败是一种顽症，它不仅和人的追求私欲的本能愿望直接相连，更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政治清明、严刑峻法，无论是行贿的腐败分子还是受贿的腐败分子都会因此望而却步，从而身不由己地作一个社会公正秩序的维护者；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旦使得各种产权明晰，界限清楚，各种责权利溶为一体，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位置和分量，花公家钱，开公家票，报公家帐，不心疼的事情自然就会少了许多。在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较为宽松地建立起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道德水准和道德要求。

 

为了反对和整治腐败，我们已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出台了众多的文件和规定。例如要求各地干部遵守“四菜一汤”的吃饭规定，禁止修建楼堂馆所，明令公务用车不得超标，今年又作出禁用代币卡（券）的决定。这些努力毫无疑问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应明白，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实行民主选举和政务公开的制度，同时尽可能地确定各类企业的主体地位，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花样翻新的腐败。

 

 

 

写于2001年2月10日

 

 

 

 

 

 

 

 

 

 

 

 

 

 

 

 

 

 

 

 

 

 

 

 

 

 

 

 

 

 

 

 

 

63、对学生乘电梯难的一些思考

 

 

 

    近来校工会乘“三讲”的东风，发动广大教职员工提合理化建议，以促进我校工作改变面貌，这是深受欢迎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治校措施。作为人民教师和工会会员，我就我校学生乘坐电梯中的一些问题和解决办法，提一点看法，请有关领导予以考虑。

 

 

 

一、         生乘电梯难的现状和真实感受

 

 

 

新入校的大学生，进入山西财经大学第一件让人难以忘记的事情就是不能随便坐电梯：电梯分学生梯和教师梯。专门从事升降电梯操作的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一旦发现你误入电梯，非把你赶出去不可。作为教师，我多次目睹了这一让人有失尊严、有失体面的情景，心里有说不出感慨。有一些情节是连带那些来自贫困地区似乎并没有见过大世面的父亲或母亲一道发生的，这更使我们这些从事人类灵魂塑造的教师感到一种难过。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在学生上下课期间：数十名甚至上百名学生同时要涌进电梯，拥挤程度和十几年前乘公共汽车时的状况不差上下。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了，但我们的管理方式、我们的尊容体态，还停留在过去的梦境中。等级分辨和不顾脸面的拥挤中，将电梯中本应体现的文明、科学和现代化精神丧失殆尽，也把山西财经大学三年强基础，五年上台阶，十年大发展的梦想化为灰烬。

 

 

 

二、学生乘电梯难的由来

 

 

 

我校学生乘电梯难是有一些原因的。从建校的历史上说，八十年代中期，国家花巨额投资兴建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其中主要的建筑工程就是教学大楼。也许当时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的原因，未必恰当地将一座有十五层之高的大楼主要用作教室来设计，并附设了升降式电梯装置。在那时人们把乘坐电梯还视为一种奢侈享受的情况下，设计者可能没有想到，未来进教室上课的学生会蜂拥进入电梯的！当然也就可能没有认真计算过，如果按3分钟完成一次升降电梯过程（包含一定层次上进出电梯的时间），大楼的六部电梯同时开动，运送八层以上的的全部教室里的大约6000多名学生总共需要多少时间？把三分之一的电梯分给教师专用后，剩下的四部电梯又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才能完成这一工作？当然，今天已经有人不止一次地算过，整整需要两个半小时！就是说，如果八层以上的每个学生都要乘坐电梯去赶早上8点钟上课的话，最早乘坐电梯的学生必须在5点半就在那里等候。升降式电梯的不堪重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运送能力较大的传送式电梯也未必在较短的时间里消化掉这么多急于赶着去上课的学生。这里我们不能责怪学生懒惰，没有步行上楼的自觉性，也不能完全埋怨青年人好拥挤、喜热闹，以失态为荣，我们甚至不能过分责怪以前的教学大楼的设计者。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能力，就如我们不能抱怨40年前的人民大会堂为什么不装空调，那时的厨师做饭不使用微波炉一样。

 

难题的出现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快速发展有关。人们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行为活动方式的改变和两校合并扩大招生后人数规模的扩大，是造成目前我校教学主楼乘电梯难的主要原因。

 

三、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一点参考意见

 

 

 

（一）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把整个十五层的电梯全部换成运送能力较大的传送式电梯，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并不可取。主要的原因是受财力所限，在高等教育经费十分紧缺的现状下，我们应该把钱更多地化在盖科技大楼、建学生公寓、办学生食堂等这些比在教学大楼里乘坐升降式电梯更为重要的事情上。这是我们提出这一建议时所必须考虑到的实际情况。

 

但乘坐电梯难又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对外，它关系到山西财经大学整体形象的塑造和建立，对内，它关系到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是不是牢靠。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很难设想，一群大学生们在着急等候电梯的心境下，会温文尔雅地作出谦让的幽雅姿态。也很难想象一位因急事要乘坐教工电梯的学生却遭到电梯工的严厉呵斥后，还能以平静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的学业和要从事的工作。

 

客观地说，经过“三讲”，我校新领导班子和各职能部门在解决学生乘坐电梯难的问题上已经做了大量的积极的努力。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见的：学生乘坐的电梯从下午六点半停止运行延长至晚上九点半；教师乘坐的电梯，中午下班期间也有一部开始派人值班。但是，这些努力仍不足以根本摆脱人们在使用电梯这一现代化设施上的尴尬。人分三六九等的明显的歧视性做法，还继续存在；学生电梯的拥挤现象，还没有彻底消除。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彻底解决，以给山西财经大学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要不花钱或少花钱，还要比较好地解决问题，应该是我们的基本思路。

 

 

 

（二）我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措施。

 

 

 

解决学生乘坐电梯难的问题完全有条件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基本思路下合理而有效地加以解决，措施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在条件成熟时，打破统一的上下课时间，让每一位老师自行和学生约定什么时候上下课。这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立刻想到学校管理会由此产生混乱。其实，这在国外的大学中并不是个别做法，很多的课就是排在下午6点左右到晚上10点左右，当然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不排课的。国内的许多大学例如文摘报专门做过介绍的上海大学等许多高校也开始实行这种做法。我们老认为中国的人多是造成到处拥挤原因，这种想法，仔细考究以下，并不正确。大门口经常是人群拥挤，纠纷不断，很简单的原因是我们的大门经常是关闭着，开的只是小门。放着大门摆样子，平常不开，而把人往一个很小的口里塞，焉有不挤之理？管理办法、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的改变其实是解决许多拥挤现象的最关键的因素。我还还可以再提出一个缓解乘电梯难的措施：改变部分勤杂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例如，打扫卫生的勤杂人员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在晚上10或11点学生和行政人员离开办公室后再进行，这不仅可以减少乘电梯高峰时期的拥挤程度，而且晚上由于没有学生和其他人员的磕碰，还会提高清扫效率。除此之外，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教育大学生尊重秩序、尊重他人，文明礼貌地进入电梯等等，也是当然应该考虑的主要措施之一。不用说，任何有效措施的实施都需要各方面工作的配合，要求切实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特别提出一个最现实、最直接、最见效的措施：大面积调整办公、教学用房。

 

 

 

除了上述这些办法外，大面积地调整学校的办公和教学用房，是一个能立刻见效的重大措施，希望工会和学校领导能组织专人加以论证，组织实施。这里我们先粗略地谈一下自己的构想：

 

现行的教学用房基本上集中在十几层高的教学大楼里，上课地点过于集中，再加上我们国家传统的教育体制下的统一上课时间，直接造成了人员的过分拥挤状况；而我们的办公用房则集中在东、西配楼（各六层）和教学主楼的中较低的层次上即一、七层，（后来两校合并后才开始使用第十四、十五层）。办公用房占据较低的层次，方便快捷、串门容易，还可免受经常困顿于不安全的电梯铁笼子里之苦。这里有情可原，当然也是有历史原因。八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到九十年代初、中期，当时诺大的占地500多亩的山西经济管理学院，每年也只能招收几百名学生，无论是办公用房还是教学用房都显得十分宽敞，从经济管理学院建校到与原山西财经学院合并成立山西财经大学之前，教学主楼七层以上，后来是九层以上一直在空闲着，能住得低一些，就住得低一些，电梯干脆就不开。大量的国有资产在白白浪费、流失，似乎不妨大事，人们也没有感觉出多少问题。但随着两校合并、人员增加、扩大招生，原有的的管理方式和惯例就到了必须打破的时候了。

 

具体设想：现作为东、西配楼是较低层次的楼房和教学主楼的第一层、第七层应当全部腾做教学用房，而相应把教学主楼9层以上全部改作办公用房。这样做的好处：

 

 

 

第一、  直接会减少学生乘坐电梯人数的数量。

 

 

 

首先，东、西配楼的和教学主楼的一层腾作教室后，大约可有30间教室中上课的1000人根本就不需要乘坐电梯，这是直接减少的人数。其次，2——4层的教室中的2000——4000学生，由于楼层较低，相当多的年轻人好动、锻炼身体等多方面的天性可以正常得到发挥，间接地减少涌入电梯中的人数。你让他爬13层楼去上课，他肯定不愿意，但你让他爬到第二层、第三层或第四层去上课，他未必不愿意。真正比较迫切需要乘坐电梯的人数就是要到5——8层以上教室去上课的学生。东、西配楼的楼层只有六层，因此这里的电梯负担自然不会过重，而教学主楼经过我们这样调整后，需要乘坐电梯的学生的人数会从5400人降至2400人（以每层20间教室，每间教室容纳30人计），压力减轻了一半还多。事实上，由于上课的教室层次低了，除了搬负重物以外，就是处在5——8层的学生一般也可以不乘电梯。除了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在刚进校门时，抱着对电梯稀罕、新鲜的心态喜欢乘坐电梯外，大部分学生在人多拥挤的时候会由于不耐烦等待而选择步行上楼，经济学中的物品替代原理会在这里自然会发生作用。

 

 

 

第二、  直接减少办公人员乘坐、使用电梯的频率。

 

 

 

现在的学校办公人员主要分别分布在东、西配楼和教学主楼三个不同的部位。办一件事，去不同的部门，就要几次乘坐不同的电梯，于无形中加大了电梯的工作负荷量。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首先资源紧缺特别是电力资源紧缺的国度里，我们一次次乘坐电梯上下，但很少有人想到它的电力消耗、机械磨损和固定资产的折旧等问题。把学校主要的办事部门集中在一起，不仅节省来回往返的时间，也会直接减少乘坐电梯的人数。

 

 

 

第三、实行办公用房的调整，带来的不仅仅是乘坐电梯人数的减少，改善学生乘坐电梯难的问题，它事实上对我校加强学校管理，改变办事作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都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当然，这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会涉及许多工作部门的切身利益，矛盾在所难免。特别是对新的班子来说，从装潢一新的领导办公室的退出并且要和基层教学系部一起在没有经过任何粉刷的办公楼里办公，没有一定的事业心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难以做得到的。但是，想一想扩招将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想一想我们盖一栋新的教学大楼要付出的辛苦，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作为一个期盼我们的学校走出困境的教职员工，我们面对现有的国有资产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大学的声誉在我们手中逐渐滑落紧迫现象，还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不能克服呢？我们能够成功地在两校合并期间把远在8公里之外的原山西财经学院大批的办公装备在一个多星期内搬至新的山西财经大学里，仅仅只发生在这个校园里的内部调整又有什么困难呢？

 

64、建议实行“稿件专投”

 

                                           

 

 

 

 

 

我是一个教师，业余时间经常也写一点稿子。然而在多年的这种经历中，最为遗憾的事情是：自认为还不错的东西，展转数年不能见诸于报刊，以至于错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即使发表出来，也已是昨日黄花，成为人云亦云的作品。1980年《国内哲学动态》第四期发表我的《真理有无阶级性——这个命题能成立吗？》一文，是我一年半以前的稿件，1987年《天津社会科学》刊载我的《劳动制度改革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则》一文，是我转投数家报刊杂志最后的结果。当然，这些都还算是运气不错的稿子，它最终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认可的编辑。更多的稿件是石沉大海，连个回音也没有。80年代末我曾送给《中国妇女报》的一个长篇译稿《第三世界妇女的贫困与进步》，约有三万多字，光抄写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不仅未能发表，后来连原文也找不见了，几次索还都没有结果，以至于连再次转投都不可能了。一气之下，也曾经想过一稿多投：兴伯乐选马，就不兴马相伯乐吗？但总觉得一稿多投的做法确实不妥。假如同一篇稿子在两个不同的杂志上同时刊登出来，这岂不是一种浪费？不要说编辑们很恼火，就是自己看着也不舒服。

 

有没有一个两全的办法，使作者和编者的利益都照顾到呢？由此，作为一名普通作者，我想到了“稿件专投”的做法，也就是公开申明稿件可以同时几投，但是注明“稿件专投”的例外。对未注明“专投”字样的稿件，编者在采用时，一定要事先和作者取得联系，确信无其他杂志选用时，方可见诸报刊。；而对那些注明“专投”的稿件，则无须采取这样的约定。一旦发现作者违规，要实行扣除稿费、公开批评等一些处罚措施。与之相对应的是，编者对作者的更高程度上的负责。编者必须对这一类的稿件实行严格的退稿制度，报纸稿件在15天之内，杂志稿件在30天内退回。退稿费用可向作者预收。如果文章发表了，可在稿费中扣除。当然，没有注明“专投”的稿件，自然不享受这种“待遇”。这种做法粗看起来，和过去通行的稿件投递的规则没有什么两样，但仔细想一想，它是一种提高了层次的作者和编者之间的信任，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上各种不同层次之间的作者、编者之间的一种竞争和合作的力度。在文化娱乐和宣传领域的市场化成分日渐加重的大背景下，如果有些伯乐的水平太差，既不屑于普通的稿件，也不重视专投的作家，众马必然离他而去，这张报纸或这个刊物的日子也就过到尽头了。

 

 

 

本文写于2002年2月7日

 

 

 

 

 

 

 

 

 

 

 

 

 

 

 

 

 

 

 

 

 

 

 

 

 

 

 

65、公安局包赔居民损失好！

 

 

 

[贵州省都匀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做出承诺：外来投资者按警方要求及国家有关政策法规采取防范措施后，财产仍被盗、被抢，警方不能破案追回直接经济损失的，由警方负责赔偿。2001年5月，他们与旅游部门联手，进一步推出“平安服务工程”，承诺凡在该工程服务单位接受服务的宾客，人身财产如遭受不法侵害，警方也要进行赔偿。2002年，他们在全市大力推广民用治安技术性防范设备，居民家庭安装了警方认可的报警装置后，人身财产如遭受损失，警方将掏腰包全额赔偿。]

    

 

公安局包赔居民失窃损失，应该说是一件好事。虽然说似乎没有更多的法律依据，但我认为这种做法肯定会给直接负责居民生活安全的的公安局带来巨大的压力，促使社会治安的快速好转。

 

     其实警方包赔只是督促其旅行基本职责的一个很简单的措施。层次稍高和更为复杂的监督和管理措施应该包括各种严格的奖励和惩罚制度，直至撤消所肩负的职务等等。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无论是哪一种管理措施，都应该说是可以执行的。一切应以有利于保一方平安为最高准则。如果一个地方失窃现象严重，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老百姓的肯定真心希望这个地方的公安局长下台的。

 

    在我的理解上，法的作用范围和方式是有特定规范的。它是社会总体利益和意志的一种体现，但却难以直接等同于个体的行为表现。让每一件具体的措施都要找出直接的法律依据，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法只能在全社会范围、在总的要求上和精神的意义上体现自己的存在。僵化地去读法、执法会把人们引入到一个不正确的道路上去。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这个地方有一个好的治安环境，任何积极的想法和做法，都应当积极尝试的。尽管这些做法刚开始显得不是十分完善。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在企业里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消息后，都高兴地说：“看来以后公安局的人也不能吃着大锅饭去混日子了！”

 

 

 

载《人民网》2002年9月12日

 

 

 

 

 

 

 

 

 

 

 

 

 

 

 

 

 

 

 

 

 

 

 

 

 

 

 

 

 

66、非典带来了极好的教育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非典带给我们的恐慌将逐步远离。反思青年大学生在突如其来灾害面前的表现，是需要的。尽管教育部发出了“指导意见”，部分高校也表示对这一特殊时期已经离校回家的学生，予以理解，不会追究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离校回家的学生的选择就是正确的。一个人要在社会的法律责任、义务、纪律和道德等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生存。越是处在更高的档次，一个人的价值就显得更加重一些，更多的人处在一个高的档次上，这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质量和发展速度就会更快一些。用“英雄儿女”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来说，我们应该火得“像条龙”，而不应活得“像条虫”。

 

    灾难当头，我们首先应当考虑什么？是国家，是集体，还是个人。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道德和思想境界问题，今天再一次交给当代青年选择。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类似的经历。战争年代，多少青年投笔从戎，撕杀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解放以后的和平年代，又有多少青年放弃安逸和优越的城市生活奔赴隔壁沙滩，穷乡僻壤，为的是祖国的再一次强大。今天虽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体制了，但是民族和强盛和国家发展的基本任务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擅自离校的学生受到一定的惩处，在一般情况下是理所应当的。考虑到抗“非典”特殊时期，即便是有一定阅历的中年人和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事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因而尽量不要给那些离校的学生以更大的压力，不去追究那些学生的责任的做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决不是说这里没有是非问题和层次问题。对于离校学生的教育问题，一定要摆在一个较高水平上去处理。

 

    在市场经济和能力至上的大背景下，许多地方出现了“正不压邪”的现象。在社会上表现为：只要是“能人”，只要能挣钱，什么人都奈何不得；在学校里则表现为只要学习好，一俊遮百丑。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很危险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有逃避上越南战场的嫌疑，一直被美国人视为污点，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道德选择观念上，是不是相对也落后了呢？

 

    在抗“非典”的特殊时期过去后，衷心希望各个做学生工作的部门，把它当作一件事情认真处理好，抓住这一思想教育的极好时机，让我们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准上一个台阶。

 

 

 

载《人民网》2003年5月7日

 

 

 

 

 

 

 

 

 

 

 

 

 

 

 

 

 

 

 

 

 

 

 

67、谁来约束公共权利

 

 

 

读了人民网上关于孙志刚和朱月芽的报道，心里长久不能安静下来。虽然说，我们的公安警察绝大多数都是好的，还有许多为了人民和百姓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是身着警服的害群之马仍然是有的，而且许多人还担任着一定的基层职务，他们带给百姓的是恐惧和灾难。事实上，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只在公安警察的行业里存在。城管人员、税收人员、工商管理人员、还有各种各样的保安人员、准保安人员等等，他们的角色和公安警察差不多，可以统称为最接近基层生活的行使公共权利的人。这些人的工作状况如何、形象如何，直接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相连，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关。

 

    公共权利是必需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公共权利更是需要制约，否则我们就会跌入专制、独裁和泯灭人性的深渊中。滥用公共权利要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否则就不会有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的公理可言。

 

    在孙志刚和朱月芽的案例当中，似乎没有人能约束那些公安警察的明显的不当行为。不要说当事人的反抗无济于事，不要说邻里证人的解释不起任何作用，就连报社电视台的记者对这些人也似乎不起什么作用。采访孙志刚的记者多次吃了闭门羹，采访朱月芽的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记者也被这些人拒之门外。在这些人的眼里，除了中央和省里的高层领导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他们的恶劣行为的力量了。

 

    建议公安和类似的部门建立真正强有力的内部监督机制，对于行使公共权利的人员的违法行为严加惩处，构成犯罪的决不宽恕。建议社会上建立各种各样的对此类违法案件的举报制度制度，直接归地方党委领导。一旦发现有这些部门的人侵犯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人和事，立即罢免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强化报社电视台的监督力度，强化人们的抵制公共权利机关的人员违法办案办事的意识，确实使行使公共权利的人员置于广泛而有效的监督之下。

 

    严刑治国、重典治吏，非如此，不能还百姓一个安宁的生存环境。当年慈禧太后为杨乃武和小白菜一案，曾革职大小官员100多人，我们作为体现现代化民主的共产党人，有什么理由不会做的让老百姓满意呢？

 

 

 

 

 

载《人民网》2003年5月20日

 

 

 

 

 

 

 

 

 

 

 

 

 

 

 

 

 

 

 

 

 

 

 

 

 

68、在农村劳动 给了我伴随一生的教育（获奖征文）

 

 

 

对于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年轻一代，到农村去，在农村劳动，现在至少不是一个时髦的词。在多数场合下，农村是与地位低下的民工连在一起的，那是他们本来的窝。尽管这些来自农村的民工盖起了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填补了城里人一个又一个的生活空白，但是这些似乎都是民工天生就应该做的，至于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也应该和他们一样去从事这样的体力劳动。我的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向全班同学作过志向调查，结果愿意去农村，到农村去劳动的同学为零。很少有人去告诉孩子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些来自农村的民工们起早贪黑，吃进去的是没有多少营养的馒头和开水，而贡献给社会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社会的财富和繁荣。没有他们，方便的早餐可能就吃不上；没有他们，身上的衣服就会失去许多色彩；没有他们，脚上的皮鞋甚至可能都要减少寿命。

   15岁那年，我就去了民工的窝——农村，并且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劳动。这个经历给了我刻骨铭心永以为自豪的感觉。在那个前途和命运根本就是无法测量的年代里，我和他们一起拉板车，一起打井掏水，一起在闷热的玉米地锄田。身上的汗水拌着难以支持的心脏跳动在乌黑的脊背间流淌，撒在深深的永不到头的车辙里；冰冷的没腰齐胸的井水，让我体验了下地狱的感觉；闷热的玉米地里，我梦想着找一个到书店去卖书或者找一份能够教小孩念书的职业，认为那应该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几年后，我进了大学，走进城里，当时受到最大的刺激是：城里的街面怎么有这么多不在田间劳动的人？他们不干活，吃什么？那时的想法肯定是幼稚而单纯的。但那却是我一生一世做事的开始，并且影响着我的一生一世。

   农村的劳动告诉我：一切都来之不易。你的岗位、你的声誉，包括你现在饭桌上的简朴的饭菜都是劳动的结晶，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可随意浪费。在和同事、朋友的聚餐、聚会上，我最反对的就是浪费。在我对孩子的教育上，第一件事就是勤俭节约习惯的培养。

  农村的劳动告诉我：作任何事情都要精心敬业，勇往直前。我的最简单的一个体会，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不能投入一倍或几倍的努力，你就很难做成一件事。无论是自己设定的工作还是领导交办的任务，都是如此。比起当年的艰苦劳动来说，有什么困难值得害怕呢？

  农村的劳动告诉我：精打细算是一种永恒的能力。按照舒尔茨的理论，农民天生就有一种效益和成本计算的能力。我的体会与此是一致的。农民没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可以利用，一切都要通过更加精密的计算来取得效益，究竟该种棉花还是该种玉米，农民的计算要比任何机构和单位更加准确。这是一种极为宝贵的教育，对我的所做的一切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更加重要的是：农村的劳动使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理解发生了质的飞跃。它使我认识到农民和农村和农业永远应当是第一位的。即便是到了今天的“民工”时代，这个问题仍然是极其重要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事，不仅总理一级的国家领导人应当高度重视，所有的有责任心的人士都应当把他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不了解“三农”，没有资格研究中国问题；不重视“三农”，中国的研究就可能走偏方向。扶贫、开发大西部、希望工程，都是和“三农”密切相关的举措，我等平民百姓都应当积极支持这些福及子孙的事业。

     我自豪，我曾在农村劳动。这段经历给了我最基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这种教育将伴随我一生，让我把握人生的正确方向。

 

 

 

《人民网》2002年5月14日

 

 

 

 

 

 

 

 

 

 

 

69、“秘书升官”，值得引人注意的现象

 

[幻想当“副总理” ，河北第一秘李真，从省领导秘书到巨贪，被“双规”时年仅38岁，先后收受贿赂、贵重物品等1051.09万元。有人称他既是“政治暴发户”又是“经济暴发户”。他只有中专学历，但28岁就当上省领导秘书，在7年间跃升至正厅级领导干部，与此同时，他迅速蜕变堕落为巨贪。]

 

 

 

李真的真实故事道出了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值得引人注意的现象：“秘书升官”。这个李真，从1981年中专毕业熬到1989年7月，由于在基层工作，将近10年的时间，捞不到一官半职，一直是一般工作人员；然而从1990年11月到省政府和省委办公厅工作，当秘书；三五年之间，就成为一个正厅级的干部。假设李真这三五年之间还在基层工作，按照现在的常情，是万万不可能升迁如此之快的。他的贪婪和丑恶的本性，也许就被客观条件的不具备而永远无法暴露了。对社会来说，少一些李真这样的贪官和蠹虫，绝对是一件好事，人民的财产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增加保险的系数。

 

　

 

“秘书升官”之快，绝不是个别现象。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有这样经历的人不是少数。多少年来，在高一级部门的工作的人到下面工作，被称做“下放”，虽说是下放，职务总是要有的，而这种“下放”后被委任的职务往往是在低一级部门的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得不到的一种“官衔”。

 

“秘书升官”之久和它的威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种做法在封建社会就早已经是一个通例了。清廷中的军机大臣，多数和那些活动在皇帝面前的“行走”有关，皇帝在决定重要人选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升迁是这样，罢官也是如此，柳宗元被贬柳州，李白罢官流放，海瑞远离京城，尽管如此，他们都还是有一个令普通人羡慕的一个“乌纱帽”。这个小一号或小几号的“乌纱帽”显示了一个不变的道理：上尊下卑，官贵民贱。

  

 

“秘书升官”给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带来的危害是决不能低估的。这种做法败坏了党的形象，助长了腐败风气。有的领导在调动时，连人带车一起跟着走，如果不能走，就想方设法给以“安排”，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种做法有悖于党的干部路线，不利于调动更多同志的积极性，尤其是对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的可以说会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副面作用。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说是和民主政治相违背。如果我们长期按照“秘书升官”的路线走下去，人民群众就会对我们的执政思想和执政能力产生怀疑，从而最终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人民网》2002年4月5日

 

 

 

 

 

 

 

 

 

 

 

 

 

 

 

 

 

70、在美国看到“人民网”（获奖征文）

 

 

 

我是1998年5月份登记上网的。那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是颇为新鲜和时髦的用语。当时全国的网民也就四、五十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中的高知文化和IT产业人士。在太原这样的城市里，上网的人数不会超过两千人。刚使用这玩意儿，可没少让人揪心。一会儿是地址搞错了，一会儿是网络断线了。我发过不少牢骚，还写过一篇《上网的烦恼》，送给当地的数据通信局。通信局长亲自带人到我家道歉和解释。我明白了很大程度上我对这个新事物的了解还不多，我曾经对此感到很沮丧。后来学开车时有一次差点把汽车开翻，我才觉得，毕竟“信息高速公路”比现实生活中的“汽车高速公路”所冒的风险还是小得多。于是，我便继续坚持使用互联网。

   

 

1998年9月，作为访问学者我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到了美国后，我很快发现美国的互联网的确和我们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英文的网站不说了，就是中文网站，也是多得不得了。为了在美国的互联网上读写中文，我曾特意带去“中文之星”的最新版本。但很快就发现用处并不很大。因为有一个著名的中文网上杂志，已经开发了在网上自动用中文软件阅读文章的的系统，非常方便。而且许多办得很有特色的中文网站，也照此方法办理，很快就拥有了大批的读者。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中文报纸也是这么做的。面对网络时代信息爆炸和传媒手段剧烈变革的现状，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留学生，不无几分焦虑。我们深深体会到了我们的落后，也于无形中感到了一种责任。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骄傲的。但是国际社会并不能以同步的速度了解我们。按照西方一些人多年来形成的自由主义的看法，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应该是平等地通过传媒进入社会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声音显然不占同比的份额。我和一位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经常议论到这一现象，好几次准备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呼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网络版”，也就是“人民网”的前身。尽管和当时国际上著名的中文网站相比，网络版在信息量、速度以及网站的编排格式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毕竟是第一个直接报道养育我的故土的网站。从那时起，我几乎是天天看这个网站。虽然它的消息在当时来说来得慢一些，但准确、可靠性强、负责任，是任何一个网站都无法比的。而且技术上的差异很快就弥合了，甚至超出了其他网站。在网络版上通过它的视听技术，我看到了全国人大开会期间的消息，聆听了朱总理抑扬顿挫、掷地有声的答记者问，深受鼓舞。朱总理“四.八”访美期间，我天天从这里关注他的行踪并和当地媒体的报道加以对比。后来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那些日子里，“人民日报网络版”有了更为广泛的读者，许多中国学生把“人民日报网网络版”报道的各种消息摘录下来，打印出来，分送到各个中国学生的家里。有一天晚上，在匹兹堡学习的中国学生还举行了一个“蜡烛游行活动”。数千名中国学生在漆黑的夜里，燃起蜡烛，形成长长火龙，在山城中盘旋，诉说着中国人民心中的愤怒。在我看来，“人民日报网络版”在团结、引导和凝聚海外学子方面起着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作用

 

 

 

回国后，我继续关注这个网站。我感觉她比我在美国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效性更强了，版面更活了，信息量更大了，跟人民贴得更紧了。我自己就多次在上面发表过有关社会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的观点。“人民网”的编者是很负责的，尊重作者的基本观点，但同时对明显的包括语句上的纰漏做必要的修正，然后，再告诉你，你的观点登载在什么论坛或版面上。我感到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都难以做到的，是我在美国互联网上看不到的事情。这种负责的态度，对正确使用舆论工具、稳定这个社会所起的作用，将是非常大的。以我美国的经历看，这种做法，对我们这个国家实现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载《人民网》2002年1月10日

 

 

 

 

 

 

 

 

 

 

 

 

 

 

 

 

 

 

 

 

 

 

 

 

 

 

 

 

 

 

 

 

 

 

 

 

 

 

 

 

 

 

 

 

 

 

 

 

 

 

 

 

 

 

 

 

 

 

 

 

 

 

 

 

 

 

 

 

 

 

 

 

 

 

 

 

 

 

 

71、美国读者，不用把书放回原处

 

 

 

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和大学本身一样，多半没有“围墙”，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这里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读书馆”。除本校教师和学生之外的其他市民、甚至旅游者，都可以自由进入图书馆看书学习，决不会有任何人来查问你。

　　图书馆一切为了读者，以读者的最高利益为第一位。书架置于中央，学习用的桌椅尽可能置放在书架尽头的窗口，为的是得到更好的采光。某些博士生或高年级硕士生还常常能得到一个供其独用的全封闭的“小屋”，内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盏台灯。

  读者可随意到书架上拿书，读完后放在书桌上，待管理员来收拾上架，自己无须再做任何事情。这一微小细节，曾让我好生费解。当我第一次进入书架中间时，看见用大字写的“阅读完毕千万不要把书放回原处”的警示标语牌，还以为是管理员粗心，多写了一个“不”字，后来发现每一排书架上都有这样的警示，才知道是我的理解出了问题。以我在中国去过的不少图书馆的阅读习惯和管理制度看，自己放回原处应当是理所当然的———举手之劳，图书管理人员也省去许多麻烦，岂不两全其美？然而，在这里，思维和习惯与我们完全是相反的：读者是服务对象，“把书放回原处”不是他的义务，此其一也；读者对图书排列规律不十分了解，尽管很小心，还是有可能把图书放错，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此其二也；读者干了管理人员应该干的工作，会造成管理人员的懈怠，形成懒散习惯，此其三也。第三条恐怕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在这里从来都看不到有哪一个工作人员在聊天、看书，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劳作，或整理新上架的书，或帮助新读者找书，或在电脑前整理资料。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长了，发现不仅图书馆的人是这样，其他地方的人也是如此。公共汽车司机同时也是售票员和监票员，还是社会秩序的自然维护者。大街上从邮箱里取信的邮递员同时也是邮政车的司机。每一个人都在高效率地做事情。有了这些背景，理解“阅读完毕千万不要把书放回原处”就没有困难了。

 

 

 

 

 

载《环球时报》 (2001年08月24日第十六版)▲

 

 

 

 

 

 

 

 

 

 

 

 

 

 

 

 

 

 

 

 

 

 

 

 

 

 

 

 

 

 

 

 

 

 

 

 

 

72、图书馆要适应网络时代的需

 

人类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这个时代起源于1946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统计学家约翰  图基创造的比特（BIT）这个概念。1969年加州大学的克莱恩罗克教授将两部计算机通过路由器连接起来，出现了最早的互联网。90年代互联网开始在美国和西欧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发生了媒体传播方式上革命性的变革，使分散的计算机跨入了数字信息技术时代。1999年美国的互联网经济实现产值达到5070亿美元，风险投资额从1992年的的5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000亿美元。网上交易额达1300多亿美元。到2003年将会达到1。5亿元。全世界的互联网设备1999年为2亿多件，比前一年增三分之一，互联网的用户已达3亿多。1997年中国的网民只有50万左右，而到2000年底已经达到2，220万之多。

 

如今的中国人奋起直追，在互联网不甘落后，渴望在并驾齐驱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一个以互联网为先导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时代，是一个“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挑战的时代。如果说，瓦特的蒸汽机曾经开创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时代，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网络时代将把这个时代融进一种人类前所未有的相互沟通并进而相互理解的历史趋势中。 

 

网络时代给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更给在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内有一个著名的企业家说过：“要么上网，要么死亡”。这对以传播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图书馆来说更是这样。网络时代，以旧有模式经营的图书馆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

 

1、信息传播速度上的压力。和现在的计算机网络传播相比，传统的依靠汽车、火车、轮船运输的方式传送信件、图书的方式已经显得过于缓慢了，即使最快捷的飞机在“鼠标轻轻一点”面前都相形见绌。互联网上的新闻在数秒中内可以传遍全球，这令任何传统信息传递工具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2、信息存储数量上的压力。一张3.5寸的软盘可以存放70万个汉字，几十年的报刊资料可以存放在一张光盘上供你随时调阅，原本需要几十间上百间房屋才能存放下的各种数据资料，现在只要很小的空间就摆放的井井有条。

 

3、信息保管方式上巨大压力。过去图书馆的资料基本都是靠人工手抄来保管资料的，一摞一摞的资料堆积如山，防虫、防雨、防霉、防晒等工作使图书馆人员的劳动强度加大、如遇到资料调整、搬迁等情况就更麻烦了。总之，随着计算机网络大潮的到来，旧有模式的图书馆已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必须把图书馆融入计算机网络大潮中，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建立起以网络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图书馆的最大特点是有效地组织繁杂的信息。在信息时代的初期，一切还都是杂乱无序的，扑面而来的海量信息让人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困扰，正如奈斯比特所说的：“大量但无序的信息，不但不是资源而是灾难。”如何将繁杂的信息有效地                  组织起来是任何时代都必须解决的课题，在这方面，图书馆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其多年形成的分类检索系统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积累的数亿册藏书更是无可比拟的宝贵资源。应该利用这一条件在既有的图书馆大力开展网络化建设。

 

这一工作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优化图书资料这种稀缺性资源配置。从网络全球化的角度看，原有模式的图书馆存在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图书馆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每个图书馆都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追求“大而全”。无形中增大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一旦出现好书，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是竭力争购，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2、便于检索，方便读者。传统的图书馆大都有许多装有目录的卡片柜。要看某一本书必须先从卡片柜中找出这张卡片，再按照上面写的书名、作者、体裁、年代等信息，交由图书管理员帮你去找，既不方便，又不可靠，实行网络化图书管理后，取而代之的将是依托于数据库的界面友好的搜索引擎。鼠标的轻点，可以让你轻松愉快地即时找见你要阅读的书目或原著。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庞大的网络图书馆系统中，现在人们不仅可以查到本馆现有的图书目录，也可以查到附近城市的友好往来的图书馆的目录，甚至可以查到国会图书馆的有关目录。

 

3、网络图书面前，破损、遗失、逾期不还的恶习将失去存在的条件。藏书的破损、遗失现象一直是图书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但在网络图书馆中，这些问题将不复存在，读者在图书馆中下载的只是该本图书的电子复本，原本永远在网络图书馆的服务器中，上述“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4、管理费用将大大减少。现有的稍具规模的图书馆通常需要几十名工作人员，大部分为前台的服务人员，而在网络图书馆中，管理人员将大大减少，只需几名数据库管理人员、数据录入员及业务人员就可以维持一个网络图书馆的正常运作。

 

5、与读者的沟通也变的方便了。传统的图书馆由于劳动强度大，所需要服务的对象过多，工作人员往往无暇去照顾或解决读者的具体问题。现在的网络图书馆只需一个留言本就足够了。电脑会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并准确地统计出读者的所有需求。上述对网络图书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通俗描述，在西方国家已不是天方夜谭中故事，在我国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2001年初传来消息：投资逾2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在本年度将全面展开。上海的高校网络图书馆、中央党校的数字图书馆都将陆续开工建设，……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 

 

应该看到，建立网络图书馆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配套协调才能顺利完成。这里的配套协调至少包括：

 

1、用市场经济和现代法制观念变革旧有的图书发行方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态度，网络图书馆的出现对于出版商及作者不是福音而是灾难，这一灾难的最后承受者将是全人类自身。这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出版商及作者的利益依赖于发行量，而网络图书馆的出现必然使新书发行量出现极大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写书的人由于利益得不到补偿而拒绝写书的话，整个人类就会陷入知识缺乏、精神贫困的状态。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美国以及其它发达国家的纸张消耗已在减少，中国的未来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一问题。。所以，改变旧有发行方式已不可避免。最简单易行的替代办法是授权制，也就是作者及出版商授权某网络图书馆可以出借其某本作品，按照借阅人次或时间收取费用，或者由网络图书馆买断其许可权。当然，不管那一种方式，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应是其不变的宗旨。

 

2、确保网络图书馆的安全。网络安全性是个全球性问题，网络图书馆也不例外。全部藏书都存放于服务器中，安全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病毒、黑客、误操作，哪一个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网络图书馆一定要采用双机备份，对于图书则要刻录成只读光盘，并做好备份工作，借阅系统也一定要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以防患于未然。

 

3、藏书电子化是网络图书馆必然要做的一项工作。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作为人类文明的沉淀，网络世界有义务让它变得更方便，更实用。现在采用的多是扫描转化法，但缺点是文件体积太大，不利于网络传输，图像格式也不利于编辑整理，全文检索无法实现。另一种办法是打字输入法，缺点是速度太慢且差错率高。最近随着汉字扫描识别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OCR”方式，即扫描进计算机后由电脑识别成文本，缺点是差错率较高。但不论采用哪种方法，藏书电子化是图书馆网络化工程中最大的问题，它虽然属于图书馆的工作，但并非图书馆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完成。要通过立法、财政拨款、社会赞助、国际支援等多种机构和手段，才能完成这一公益性事业。 

 

写于2002年春节

 

 

 

 

 

 

 

 

 

 

 

 

 

 

 

 

 

 

 

 

 

 

 

 

 

 

 

 

 

 

 

 

 

 

 

 

 

 

 

 

 

 

 

 

 

 

 

 

 

 

 

 

 

 

 

 

 

 

 

 

 

 

 

73、惊诧“网络

 

 

 

来美国作访问学者，最令人吃惊的是什么？不是这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不是这里高速疾驶多如蚁虫的汽车流，甚至也不是异国的自然风光，而是“网络”！从这里快速运行的网络上，我可以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不要说俯瞰阿巴拉契亚和距它数千英里的落基山脉只在一瞬之间，就是到某个博物馆或某个大学要查某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某个极小极小的人物，也是手到擒来，速度极快。

 

网络还不仅仅是获取信息资源的手段，它更是经商做买卖的快捷通道。几乎所有的新产品和热销产品都离不开网络的推销。我认识一个中国学生在业余时间设计了自己的网页，构思新颖，引得不少人频频光顾，很快有人找上门来，要求推销自己的产品，随手带来不菲的报酬，于是这个学生几年的学费都不发愁了。

 

说到底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万变不离金钱。就说那见怪不怪的色情一类的东西，在网上的终极目的也是要从你的电子信用卡中把钱划给他。不给钱，就不能看，或者让你在正看的时候停止传输信息，把你的胃口吊起来。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网络世界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一种“电子政府”的观念。大量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都在网上通过设计好的程序来执行。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方便地了解政府机构的组成、职能和办事程序。人们不仅可以很方便地进入政府的网页，看看现任政府首脑的履历、政绩，甚至还可以直接通过网上公布的电子邮件地址和他联系。就是联邦政府的总统也不例外。克林顿的性丑闻就是通过网络向世界传播开的。网络令一切传统的新闻媒介黯然失色，因为所有的报纸和广播在它面前只有报道“旧闻”的份儿。近日克林顿总统又开了和网民聊天的先例，大大拉近了政界要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距离。

 

网络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话，网络作为先导和媒介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在积极追赶这个时代，这已经从许多不同的侧面得到反映。1996年中国的邮政函件总量为78.7亿件，1997年下降为70亿件，降幅为11%，其原因就在于电子信件、电子贺卡正在迅速地替代传统的邮政方式。据中国互连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1997年底，我国的上网计算机为29.9万台，网民62万。仅半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6月，这两项指标分别增加为54。2万台和117。5万人，翻了一番。到1999年低上网的人数剧增到600万人。有人预测到2000年时，会超过澳大利亚，居亚洲第二。1998年3月，全国人大开会将邮电部与电子工业部合并正式成立信息产业部，显示了中国政府对知识经济的清醒认识和敏捷反应。1998年10月，由信息产业部和经贸委联合召开大会，正式启动我国的“金贸工程”，开始大规模地推进电子贸易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有近百个省市行业、数十万家企业参与这一行动。预计在3年内可使我国80%的企业上网运行。

 

中国的政府网的建设也在积极进行。北京市作为全国的领头城市，准备在1999年底，让政府以及政协、人大等各种机关网上亮相。国务院各大部委的上网，以及全国人大网站的开通现在已经完成。和1997—1998年间的全国各大报纸竟相上网相比较，这种行动显得既紧张，又稳重，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对政治、对政府的谨慎观念。我省的政府上网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新闻舆论界和商界、教育界的网络热浪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继《山西日报》1998年5月1日上网后，山西国际贸易服务中心等，建立了“国际商务联盟”网络，当年7月初，联通进入太原。不久，太原电信局在山西大学开通校园网工程，安装1700部201卡电话，并继续将这一过程按合同协议在华北工学院、山西财经大学等信息流量大的文化单位进行下去。这两所大学的校园网可望在今年上半年建成并开通使用。

 

和美国高度的发达的通信网络世界比较起来，我们的网络发展在速度、质量等各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依靠知识经济来完善和巩固自己已有的特殊

 

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课工作还没有完成。它给我们的网络发展不能不留下深深的遗憾。中国的电脑普及率只有2%，就山西来说网民不过数万。和美国任何一个有正式身份的人都到所在社区的公共图书馆免费自由上网有着极大的差别。在美国，到图书馆一类公共场合上网，尽管非常方便，但许多人仍然要在家中购置一台或几台计算机来上网。在家中上网是要缴费才能开通的，费用大约为每个月20美圆左右。令中国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些人似乎并不在乎缴纳这些费用，他们对网上信息有着一种特殊的渴望，不厌其烦地接受和传递电子邮件，就和从来都不讨厌打去和打来的电话一样，看来信息社会的商业价值观，已经彻底改造了这些地方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交往习惯。他们把信息的取得和交换看成是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信息，就没有生产，就没有财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网络使用较多地体现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许多人使用网络主要是用来游戏，再加上获取信息，而不是把网络当作是一种扩大生产，实现自我的工具 。我国的上网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11.3%，纯商业应用比例极低，能发布信息的的不超过5%。昂贵的上网费用，复杂的应用技术，不能满意的服务态度，拒中国的百姓于网络之外，使之永远对网络持惊诧态度。

 

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最要紧的是打破电信行业的垄断，用竞争去激发内部活力。联通公司进入电信业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去年，电信业最好的消息是：信息产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电信业的反垄断方略，将现有的中国电信一分为四，即固定电话公司，移动通信公司、卫星传送公司和寻呼公司。这一方案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允许这四家新组建的公司自由进入对方的业务领域，从而发展为竞争性的数字综合电信公司。一年来各公司为争夺地盘使上了能用的一切手段。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老百姓眼中看到的事实是令人欣慰的。电话费有所降低，服务态度明显好转，技术质量有所提高。看来，竞争是一切活力的源头，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真理。80年代美国对电报电话公司的分解，曾经极大地推进了电信事业的发展。中国对传统的最具垄断特征的电信业的革命性变革，也必然会带来电信事业的大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才会从根本上使普通百姓感到方便，感到顺心，也才能逐渐对“网络”不再惊诧！

 

 

 

载《山西经济日报》2000年4月4日。

 

 

 

 

 

 

 

 

 

 

 

 

 

 

 

 

 

 

 

 

 

 

 

 

 

 

 

 

 

 

 

 

 

 

 

74、圣诞一日

 

                                                  

 

      在美国，圣诞节是最隆重的节日，犹如中国人过旧历大年。普通的美国平民和中国人一样非常好客，基督徒的家庭更是如此。作为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的我和中国同事吴洪女士在圣诞节前四、五天就接到了陶琳斯女士的邀请：务必届时光临。她在发给我们的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尽管我们物质上不象许多美国人那么富有，但我们互相热爱、互相真诚，与上帝同在，这就够了！读着这样淳朴的信，我们倍受感动，真想立刻就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12月24号傍晚也就是类似中国春节的除夕时分，我们被接到陶琳斯家中。全家老少都出来欢迎从东方中国来的客人。这可真是一个庞大的家庭，也是一个中国人看来关系颇难处理的再婚家庭。全家九口人，陶琳斯有四个孩子，她现在的丈夫丹尼耳有三个孩子，合起来有7个孩子，就挤在这座面积不算太大的两层楼里，如果我和吴洪当晚要分别占据两个卧室的话，这么多的人中，肯定必须有人打地铺才能解决睡觉问题。但这没关系，全家人的热情好客使我们立刻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

 

 

 

7点许，，陶琳斯的亲戚至临，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分别加上各自的家人，拉拉杂杂一大片。尽管丹尼耳没有亲戚至此，陶琳斯还有一个姐姐远在加州照顾生病的亲人不能来，但已使这个本不算大的家中客厅显得拥挤不堪。沙发不够坐，大家就干脆坐在地毯上，把各自带来的礼物堆放在客厅中央。陶琳斯的妈妈是这里最年长的老人，约莫过了70岁，但从不和儿女搅在一起住，主要是嫌吵得慌，不自由。今天是过节，才请了来。她坐在客厅边不起眼的地方，但每一个进来的儿子和儿媳、女儿、女婿以及每一个孙子辈的人首先和她拥抱、亲吻，然后再由陶琳斯把我们这两位外国生人介绍给他们。一切都显得那么有礼有节。在孩子们无拘无束的喜笑颜开的打闹中，我们不由地感到普通美国民众在追求自我充分发展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礼仪尊卑的次序。

 

 

 

8时许，圣诞夜餐开始了，这似乎相当于中国的年夜饭或初一清晨吃饺子。夜餐由火鸡、腊肠、沙拉和炖土豆片及其它一些菜蔬相伴而成。我们是客人被邀首先拿盘子自盛饭菜，其他人随后而行，就象在国内许多公共宴请中吃自助餐那样。可惜国内的自助餐往往不那么规矩，许多人经常窜来窜去，打乱秩序去挑自己可口的饭菜。人们似乎并没有觉得这不好。在那一刹那间，我还想到另一个现象：在美国排队是经常的，哪怕你的前面只有一个人，你也得站在“一米线”以外等着他办完事情后你再办。寄信、买票以及其它柜台结帐莫不如此。家中聚餐想必也是这种习惯的一种自然延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使大家习惯性地遵守秩序，那就是吃饭前很神圣祷告。每一个将要用餐的人都端庄正坐，把两手微和并置于胸前，感谢上帝供奉晚餐、感谢救世主赐福于子民百姓。这种仪式使得人们吃饭时添加了一种多少有点威严的气氛，约束着人们不要过分造次。儿时吃饭循规蹈矩，长大上餐桌也就不会大叫大嚷，谓之“习惯成自然”也。不一会儿，盘中的的饭菜吃完了，怎么办？需要再盛一点并且还想喝一点饮料。主人很坦率地告诉：自己去拿好了。饭量多少，自己掌握。主人也不劝你再吃一点。饱就是饱，饿就是饿，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在喂肚子时这样坦诚和直率。这样也好，于无形之中节省了不少时间。一个小时后，满屋子的人都告别盘子和和刀叉，开始了下一个节目。

 

 

 

紧挨着的节目是亲人间互赠礼品。这其实是一个高雅的游戏。每一个人都向客厅中央投放一件礼品，然后按逆时针方向让所有的人依次从中随意挑选取回一件礼品。陶琳斯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得到两本装祯精美的图书，而女儿的那个跟继父来的的弟弟得到一张弹吉他的画，说是根据毕加索的画仿制的，但的确是精美无比。这让大家非常兴奋。但接下来就是另一种情趣了。陶琳斯的大哥从一大堆礼物中挑了一个最大的盒子，费了半天劲打开，却是两个其小无比的毛茸茸的小熊。他没有隐瞒不满情绪，当即把小熊赠给了在他身边的一个小侄女。这个小侄女已经得到一个用细铁丝编织的小狗了，是从货真价实的漂亮小盒子里剥出来的。因此当这个年过半百、长得人高马大的伯父将礼物转赠的时候，大家哄堂大笑。

 

 

 

最可怜的是陶琳斯本人了。作为一个汽车销售公司的职员，她一下班就去商店准备圣诞节的礼物，安排圣诞活动事宜，包括请我们两位客人，辛苦张罗近半个月。此时，她小心翼翼地从满堆礼物中挑了又挑，最后选定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盒子包得同样很严实。使劲打开后是个纸袋子，再打开是一堆用过的香水、头油之类的空瓶子。大家又是一阵哄笑，在旁边的正在上初中的最小的女儿凯雷小声告诉我：妈妈去年更不幸，收到的礼物是要求给送礼物的人1000美元。妈妈当时说，家境不富裕，等以后有了钱，再还这个所欠的礼物。

 

 

 

只有陶琳斯的的妈妈，也就是小凯雷的奶奶是最保险能得到幸运的人，她的礼物也是包得严严实实，但却是由女儿亲自送到手上的。打开后是一付戒指和耳环。奶奶满脸喜悦，但女儿却说本想送的是假货，没想到把一付白金的给包在盒子里了。众人又是一阵哄笑。小凯雷在一旁又悄悄地告诉我，其实这就是妈妈专为奶奶买的，专拣这个哄笑的时刻送给她。我很感慨：在美国这样一个坦率直爽充满一切角落的国都，居然也有如此细腻的孝母之心，令我们这些来自华夏古地之人心灵震撼。

 

 

 

不管怎么样，大多数人都很喜欢自己的礼物。陶琳斯虽然没有得到理想的礼物，但那一阵阵坦荡无邪、真挚友好的笑声、掌声已使这个平凡持重的母亲得到了心理上的最大安慰。末了，陶琳斯拿上我们送给她的中国刺绣让每一个来访的亲友细细欣赏，流露出一种十分满意的自豪感。她的长子迈克，这是最了解他妈妈的人，对我们说：他妈妈真是非常喜欢这件来自远方的礼物的，打收到礼物之时起，就把它摆在最显眼的地方，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也收到了礼物。我收到的是四盒美国的流行歌曲的录音带，吴洪收到的是两盒故事录像片，尽管是旧的。大家都向我们鼓掌，表示幽默的祝贺。之余，我们都在想：中国人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的确应该多看多听，异国土地虽然肤色、宗教、信仰、背景差别很大，但却有许多人类共同所追  求、所向往的东西。这种东西符合人类本性、是永存的！

 

  

 

10时半，互赠礼品节目演完了。客人开始退席。每个来访的客人无论大小都和主人拥抱、吻别。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客人们是和我们握手告别，相形之下显然欠热烈一点。但几乎每一个客人都不会在匆忙告别之中忘了向你致意节日问候。彬彬有礼、霍然大度、绅士风采似乎是美国社会的潜意识主流，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举动。这与美国人在兴奋时狂喊乱叫即使是国会开会时也不例外，相辅相成，刻画出典型的美国文化特色。

 

 

 

送完客人后，陶斯琳太太又开始主持完全是自己家人参加的活动，内容是学圣经、知耶稣、唱圣歌，由此把圣诞节引回到到真正的源头上，大家都很认真，虔诚之态，我们从未见过。相比之下，中国人过年多了一份狂欢，少了一份思索。时至今日，猛吃猛喝仍属常态，一醉方休乃是本事。甭说不知过年是怎么会事，就算知道了，年这个“鬼”又与我何干？我们也知道“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这句名言，但也禁不住想“没有鸦片的麻醉”是不是更可怕？文革中造反的一代，现今社会中腐败的一派不正是这样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提倡宗教“三自” 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约莫12点，一切活动结束，大家就寝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被楼下的声音惊醒，急匆匆下楼看到每个孩子惊喜的脸色，包括已经23岁正在读大学的迈克。他们聚在客厅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准备分享圣诞老人的礼物。一人一份，包括我们客人的。显然作为爸爸、妈妈的丹尼耳和陶斯琳太太比任何人都起得早。我不能掩饰一种冲动的感情，用英语直说：“在圣诞节我们都是孩子”，孩子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在这个半道上组合起来的家庭中，已没有太小的孩子，最小的凯雷也已13岁，在读初中。他们早已走过了知道圣诞老人从烟囱中溜下来给每个小孩子的袜筒里塞满礼物的年龄。但他们似乎始终不愿丢弃这个幻想、这个令人终生难忘的追求和享受。大家都虔诚而兴奋地打开自己的礼物。迈克得到两张光盘和几本书，他的亲弟妹和随继父丹尼尔而来的弟妹，也得到学习用具一类的礼物外加糖果。送给我们的礼物是各种小吃甜点，装了满满一小蓝子。他们夫妇也互相送了礼品，表示相亲相爱。

 

 

 

事实上也是如此。整个早饭做甜点、煎鸡蛋、烧咖啡都是丈夫丹尼耳做的，我问陶斯林太太为什么今天不做饭？她说丹尼尔非要自己做不行。我问丹尼尔为什么这样坚持？丹尼尔说是上帝的旨意。对这个家庭来说，也许是真的。长子迈克告诉我们：以前不信上帝，染上了不少坏习惯，抽烟甚至吸毒品。信奉上帝后，这些毛病已经全改了。他和他的弟妹平安相处，关系非常好。弟妹中有弹吉他的，有弹钢琴的，还有一个喜欢做木匠活，虽然还在高中读书，但已经做了不少的手艺活了。家里的木钟的外壳就是他做的。陶斯琳接着他的话非常虔诚地告诉我们：上帝让她这个新家庭的人相亲相爱，走正道、做正事，因为她和丹尼尔都是笃信 上帝的基督徒。

 

    

 

边吃边聊，吃完早饭后，时间就不早了，中午时分，我们离开了他们的家，结束了圣诞一日的活动。在跟随他们度过圣诞这个神圣节日而即将离开之时，我们衷心祝愿他们幸福快乐！

 

 

 

载《高等财经教育研究》（山西省内部期刊准印证0269号）1998年第4期、《山西经济日报》1999年1月10日（有删节）。

 

 

 

 

 

 

 

 

 

 

 

 

 

 

 

 

 

 

 

 

 

 

 

 

 

 

 

 

 

 

 

 

 

75、观雪匹兹堡

 

                             

 

 

 

过完花花绿绿的圣诞节后，素有“钢都”匹之称的匹兹堡开始落雪了。以往湛蓝的晴空突然间变得暗无天日。起初是很碎的盐粒状的小球随风扑打在路面上，滚来滚去地看着很好玩。不多时，扣子般大小的雪花便漫天遍野地盖降下来。

 

匹兹堡位于北美地区著名的五大湖区附近，坐长途公共汽车只有四、五个小时的路程，加上离的不是很远的大西洋，使得这里雨雪充沛。通常有半个月不下雨人们就会嚷嚷天旱了，要是超过一个月不见雨雪，种庄稼的农户准保会向政府提出救济补助。可惜这里是山区，属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不是美国生产粮食的基地，因此大部分土地被森林覆盖着。夏日里，连绵起伏的山头被一片片葱绿打扮得富有生机和活力，煞是让人感到惬意。冬雪来临，银装素裹起挺拔高大的树干和远处那一栋栋小楼房，世界一片洁白，游人罕至，这幽静的气氛，更让你觉得步入一种仙境。

 

    

 

从天上飘下第一片雪花起，清雪的工作也就开始了。落过一夜瑞雪后，屋顶、树干、还有远处的山峰都披上了银装，路面也被厚厚实实地盖起来。清洁工一大早就开着扫雪机，为行人清理出可供通行的小路，然后又撒上白白的盐粒，一来有助于防滑，二来也使得积雪尽早融化。起初，我不相信这是盐粒，拣几粒放入嘴里尝尝，咸咸的，果然不假。事实上不仅人口居住的街头巷尾较窄的柏油小路是这样的，在车辆飞速穿梭的高速公路上更是这样。大型的撒盐车夹杂在无尽的车流中呼啸而过，盐粒和雪花被强大的气流卷起又抛向路面而形成雾腾腾的一片奇景。

 

此时的我总是不由得浮想联翩。小时侯，大人们总是在告戒我们饭桌上盐罐子里的盐都是从老母鸡屁股里抠出来的。稍大后，又看了许多革命历史书籍和电影，更知道盐是与生命连在一起的。《闪闪的红星》里的小冬子，为给红军游击队送盐，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浸入盐水中，以蒙骗白狗子匪军。蘑菇里放点盐，就是最好的食物了。油星可以没有，但没盐绝对不行。中国的芸芸众生多少年来就是以盐为生的，而这里却在把大量的晶莹剔透的宝贵盐粒撒在脚下任人践踏！作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最勤劳、最优秀的中华民族后裔，何以面对近、现代落伍的现状？

 

 

 

清雪毫无疑问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扫雪机、撒盐机、大型铲雪和载雪车等夜以继日地在同风雪作战，以保证人们走路行车不过分受雨雪的影响。但物质基础还不能解释事实的全部所在。下雪的日子，在匹兹堡的城市和高速公路上，从来没见过什么组织起来的大批的人在铲雪，但为何路上的积雪总是及时得到清理？这恐怕首先要归功于专业化分工的的清雪队伍。不过我不太相信有那么一支队伍，一年都无所事事，直到冬天大雪来临才给自己找到谋生的工作。

 

因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负责清洁和公路管理的部门的员工把清理下雪当成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路上的积雪不能及时得到清理，司机和居民就可能会向有关的部门发出抱怨，甚至使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丢掉饭碗。因此清雪这件小事体现着一个社会大家都认可的秩序和高度的效率。至于说到房前屋后那属于一家一户的小道，大部分户主都会把雪铲开，同样地撒上专门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大颗盐粒。这样从一踏入室外起，就不被雨雪过分困扰。对那些冬天不常扫雪、夏天也不常剪草的户主，大家都不愿与之为伍。一但摊上这么个邻居，就算其它条件再好，人们也会也会及早搬走为上策。千百万人的追求和习惯是一种实实在在巨大的动力。爱清洁、讲卫生不仅仅是一种体力劳动，它更是一种生活质量，一种高层次的追求。

 

 

 

相比之下，国内的扫雪状况令人深思。

 

 

 

今年我们太原市下了一场几年都未见过的好雪。人人欢喜雀跃。喜庆之余，人们留有不少的遗憾。大雪过后，积雪不能得到及时清理，碾压成冰，滑溜非常。莫说行车困难，就是走路也不很便当。撞车的、跌倒的无计其数。人们叫苦不迭。或许是受“门前三包”之类公约的规矩，一些小的个体商业的门面前的空旷场地的积雪得到了清理。但是更多的机关、企事业和厂矿的门前和院内的积雪没有得到清理。特别是与每个人都相关的路面上的积雪依然如故。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年代，靠大规模的“人海战术”清理积雪的做法也许不能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代之而起的绝不应是积雪不再有人打扫的现状。如果真是这样，改革行动岂不是多余？既然许多个体的、私营的许多店铺门前的雪能及时清理，“公”性的机关、企事业和厂矿单位更没有理由不把门前雪扫清。看来，从扫雪这件小事上反映出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其它方面的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人永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战胜自然。匹兹堡人对雪的战斗也是如此。一旦雪下得超过了现有的扫雪、铲雪的能力，人们就只能采取别的更适合于人类生存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在匹兹堡当雪量过大时，你会不断看到当地电视节目中插播的各种活动停止的通知。例如学生不用到校上课、本周的礼拜活动取消、某个由某名人举办的演讲活动推迟进行。一句话，在美国这个十分讲求实际效用的国度，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该变则变，不让僵死的教条束缚住活生生的人的要求。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的劳动在整体上提高了效率。相形之下，我们的各种反应都显得过分迟钝。如果说二十年前电视、电话等通讯工具极端落后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条件和发达国家一样应付下雪这样一些突然闯入居民生活中的事情，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即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设备，如果没有头脑已经现代化了的人，我们仍然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和我们自身。难道在电视上发一个号召大家清理积雪的通知或作一个清理积雪的公益广告也是很难的事情么？为什么没有人想到或去做此类的事情？难道这样举措需要很高的投入吗？不是，一切都不是。我们的确应该从更宽泛、更高层的角度去认识这一类的事情，否则我们这个社会永远谈不上进步，人们也永远只能在一个没有生活质量的环境中生活。

 

 

 

载《山西经济日报》2000年2月5日。

 

 

 

 

 

                   

 

 

 

 

 

 

 

 

 

 

 

 

 

 

 

 

 

 

 

 

 

 

 

 

 

76、美国学生印象

 

 

 

 

 

1、学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美国大学的学生与教师的联系似乎只有在课堂上和学术方面，教师几乎不参与对学生的管理。学生自己的组织是学生会。但是，学生也有权利不参加学生会。学生会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办自己的报纸，举办自己的各种活动。学生有权利创办任何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组织。

 

按照他们的说法，相对于教师而言，学生处于“较弱”的位置。因此，便有了保障学生权利，制约教师滥用职权的各种措施。在大学的图书馆及教室等场合，经常可以看到张贴的告示，告诉学生如对某教师给的分数有异议，可打电话找某某人申诉；受到性骚扰到哪里申诉等等。

 

 

 

2、 什么时间上课？

 

 

 

美国的大学几乎没有统一的上课时间，象国内大学那样通过打铃，齐刷刷地上下课的现象是从来都看不到的。美国大学的这种做法值得国内借鉴。这不仅体现了一种宽松自由的气氛，而且事实在在带来了管理上的不少方便。试想成千上万的学生要在同一时间一起拥进大楼的各个教室，楼道的容纳量、特别是电梯的负荷量都是超级限的。摩肩接踵、手碰脚磕，过分的拥挤使人难以保持校园本应有的礼貌文明。高楼大厦本是现代化的产物，但物质的现代化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管理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按照“管人”的思维模式管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焉有不陷入尴尬之理？看看我们每天8点钟、下午2点半钟前后，学生拥挤电梯的状况，看看我们的学生为抢图书馆的座位，把诺大的暖气管道都挤弯了的可叹场景，我的心一次次被震撼：现代化的实现绝不仅仅是是一个物质文明的问题，也不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讲究精神文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管理者的素质首先要要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美国的学生似乎普遍都是起得晚，睡得晚，早上9点钟以前很少有学生上课，而晚上10点钟还有老师在给学生上课。白天有的课安排在12点钟开始，也有的课安排在通常应该吃晚饭的5、6点钟开始。总之什么时间上课完全是由老师的决定的。有的学生一边听老师讲课作笔记，一边嘴里在吃着东西，甚至把腿翘在桌子上，老师们似乎并不在乎学生的这些举止。学生显得很随便，课堂上完全没有“师道尊严”的气氛。

 

 

 

 

 

3、 对“班长”的不同看法

 

 

 

    和中国学校教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没有大家争着做班长或班委之类的现象。班长是轮流做的。美国学校的班长，主要任务是为同学服务———发书、发作业、办各种班级展览、给同学读书等等，所以每个人都能干。相比较而言，中国学校的班长，主要任务是帮助老师“管”同学，而要管别人，首先就必须先管好自己，否则就没有资格管别人。所以，中国学校的班长有形象与资格上的要求，这就注定绝大多数的孩子，特别是淘气的男孩子与班长无缘。这对社会的造成的损害是难以用任何一种公式计算出来的。从因职设权以及等级性来看，我国学校的学生干部建制与成人社会的“官本位”颇为近似。确切地说，学校将成人社会中的组织原则运用到了孩子身上，我们的孩子正是从“班长”这个老师一人之下、同学众人之上的职务中，懂得了权力及等级的概念。甚至有些七八岁的孩子，也无师自通地会利用班干部所拥有的权力，给自己和好友行方便，同时对异己的同学施以报复。也就是说，成人社会官场上的争斗，同样发生在孩子们的学校生活中。毫无疑问，我国的学生干部建制为幼小的孩子们上了一堂了解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第一课。到了大学，这种做法更加完善化，简直就是“初级社会”了。

 

担任班干部，能使学生比较自觉地规范自我行为，还能培养很多有益的能力和个性品质，如组织能力、责任心等等，所以，班干部是一般来说一个有利于学生能力发展的角色。但是班干部的选拔特别是大学生班干部的选拔必须贯彻民主、公正、公开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学生的其它社团组织也应健康蓬勃地开展起来，从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着一方面，我认为积极借鉴美国大学中学生活动经验是有益的。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至少学生干部的选拔式建制应当改变为轮流担当制，以使每个孩子都能从担任班干部这一角色中受到锻炼。这样的改革，需要我们的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

 

80年代初，我做大学班主任时，曾经创建过一种“班委会领导下的执行委员会”制度，就是有秩序、有领导地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让所有有条件并且愿意表现自己的学生得到一个当班里主要干部的机会，这是公平的，也是合理的，对学生真正理解民主秩序起了良好的积极作用。这种做法在《中国青年报》1984年2月23日刊登后，引起了全国高校师生的普遍好评，《中国青年报》为此加了编者按，并开展数期的讨论，当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当时国家教育部彭佩云部长、中宣部曾德林副部长以及我省教育厅的解玉田厅长等领导同志都曾给予很好的评价。这实际上是涉及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的现代化首先应当是人的现代化，而这应当首先从教育开始。

 

 

 

4、 住宿

 

 

 

　　在美国，大学永远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要求，只有一部分学生住大学的宿舍，许多学生在校外3-5人不等合租一套房子住。但无论哪种情况，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如果只是同学关系，同住一个房间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这当然和美国比较发达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有关。美国的学校从五年级就开始讲生殖避孕等知识，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当然美国社会内部也有争议。当尝试了六、七十年“性解放”的苦果后，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又开始回归较为严肃的两性关系。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你都不能轻易地听到或看到有伤大雅的情节。即便是人流来往较多饭店、旅馆也不例外。你很难在大庭广众中上发现我们认为是“黄”的东西。当然国际互联网的发展给给人们浏览黄色网站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似乎人们也没有为此给以特别的注意。因为在任何一个稍大一点的书店都可以看到我们许多人认为是黄色的“SEX”书店专柜，人们出版这些书、去光顾这些书，似乎并不受特别的什么限制。对进行正常和恰当的青春期和婚姻家庭教育似乎是很普遍的。你可以在大学的留言板上随时发现这一类的广告信息。大部分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尽管这样，带着孩子上大学甚至上高中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但毕竟是极个别的事情，而且人们完全是把这些看成是个人的私事。当然公众人物除外。

 

 

 

5、学习

 

 

 

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自己学习上，而不是听课上。也就是说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于上课时间。这里更强调学生的能力的培养。所选的课程每学期一般都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作几次PRESENTATION（发言），为了准备这个发言，学生常常要在图书馆查阅很多资料。有些课程在结束时，只要求提交“PAPER”（论文），学生更需翻阅大量的书籍。有些课程也要求考试，但成绩只占总分数的50%，平时的“发言”'或“论文”都是考查内容。国内的学生大都忙于听课，忙于考试，更注重死记硬背。美国的大学生，准备PAPER（论文），PRESENTATION（发言）的过程，恰恰是可以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的过程。相比之下，我们的大学实在是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老师的“教”围绕考试，学生的“学”为了考试。给人一种假象：学习是为了考试。这是亟待改进的一项工作。

 

　

 

　我们国内的大学，无论是管理水平，科研水平，教师的业务水平，还是“硬件”方面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大学。中国的大学要在总体水平上赶上美国的大学，绝非能在短期内做到。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教育界思想的解放是明显变化之一，尤其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地位，人们更务实了，人们说真话说实话已不再有心理负担，也使得我们能够敢于正视自己的不足，取长补短来发展自己。这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真正渴望。

 

 

 

本文以《美国大学的校园、教师和学生》为题，刊载于《高校社科信息》2000年第六期，这里节选部分内容。

 

 

 

 

 

 

 

 

 

 

 

 

 

 

 

 

 

 

 

 

 

 

 

 

 

 

 

 

 

 

 

 

 

 

 

 

 

 

 

 

 

 

 

 

 

 

 

 

 

 

 

 

 

 

 

 

 

 

 

77、银行退卡记

 

               

 

    近几年手里有了不少在各类银行办的卡。说实在的这些卡大都不是我要办的，而是单位的头头或各种各样的神通广大的好友，不知从那些渠道搞来这些卡要我办的。办卡十分简单，就只要一个身份证号码，然后就有了据说是十分方便的取钱方式，所有的这些卡不仅不要我花一分钱，而且有些卡需要的开户费1元钱都是由办卡的银行垫付的。当时真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尽管后来多数的卡还是躺在抽屉里睡了大觉，没有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起多大作用。  

 

    前两天在网上得到消息，说全国不少城市都在退卡，因为在银行办的这些没有太多用处的小片片要收钱了。我心里有十二分的不满意，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从来就没有好吃过！牢骚归牢骚，该退还得退去，否则将来花上好多冤枉钱，搞得大家都没精神。于是，我们收罗了一下抽屉里存放的各种各样的卡，开始向当初免费给我们办卡银行进发了。

 

第一站是太原市工商银行大营盘的营业点。这个点我所在的学校给办的卡。当时办卡的时候鬼使神地存进去10元钱，可能是觉得不存进去几元钱好象就不叫银行卡，更有可能是兜售银行卡的人利用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强迫存进去的。现在我是真想把这10元再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同时把这个暂时没有什么用处的卡退回去。

 

当我们向银行的营业员说明来意后，她立刻就把卡往机子里刷了一下，告诉我们卡里只有两毛钱。我们很奇怪，声明说卡里应该有10元多钱才对。这位营业员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们，10元钱按照银行的规定已经被扣掉了，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我们表示不理解，因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太原也先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收费了，但不管怎么说也是无可奈何。只好请她帮我们退掉卡，免得以后再付类似的冤枉钱，也免得在不经意之间留下不良信用的记录。

 

这个营业员带着一种无法理解我们的神态，似乎他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一类的感念。在我们的坚持下，她同意给我们退卡，但要出示身份证。碰巧我的身份证被小偷偷了，正在补办，一时无法拿出身份证，但出示了我的驾驶执照，告诉她这是有效证件，上面有身份证号码，请通融一下，免得我们为退卡再跑十多里路。说实在的要是学校在附近的银行找一家办卡的储蓄所，而不是安排一个这么远的银行办这么个没有太多用处的卡，我们一上午的时间还不知能办多少事情呢？

 

但营业员似乎对我们的认真态度可能是反感了，再一次强调说按规定没有身份证就不能退卡。无奈，我们又找了在咨询台上正在忙碌的一位男同志，他似乎听到我们多少有点生气的声音，也好象是为他的这位女同事要够面子，说按行里的规定，没有身份证是绝对不能注销银行卡的。看来这张银行卡今天肯定退不成了。我从这里工作人员的态度想到了他们的规定，又从他们的规定想到了他们的刚刚因为挪用7000多万元社保资金而被判了死刑的张远清主任。这一切也许都不是偶然的。

 

我对这个银行的服务态度历来是不满意的，然而就是这个服务态度最差的银行，偏偏实力很大，业务也很多，我们学校的工资就是他们代发的，仅此一项，就不知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效益。至于存10000元奖励二三百元这一类的明显违轨的事情，他们是经常做的。但好象不算什么事。只有够的上判死刑的案子可能才有人管。

 

     

 

感叹完毕，坐了10里多路的车返回离我们较近的第二站——民生银行学府街营业所。这里的态度和刚才遇到的截然是两重天。无论是存款还是贷款，人们都是春天般的感觉。一共不到两分钟，一张银行卡就退掉了，连身份证都没有看。当然我也怀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规范，是不是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不安全的因素？不过有一个事实绝对是肯定的，这里的态度、效率是一流的。

 

      第三站进了是建设银行学府街营业点。这个营业点就在民生银行的街对面。咫尺之遥，感觉又回到了冬天。首先是人很多。你需要排很长的队才能到窗口。我一直在纳闷，既然银行里有这么拥挤的客户，我们为什么不多设一些办事的点呢？这不是可以解决更多的人的就业问题，而我们这些顾客不也能免受难忍的等待之苦吗？快排到跟前的时候，一个小伙子插队，我面有愠色，但还是忍住了。这个小伙子只取100元钱。没准他就是有急事，不过让人遗憾的是，他连一个客气的神色都没有。当然责任肯定不全是他的。阔绰的银行营业大厅里没有维持秩序的人员，一米线早已名存实亡。整个社会都这样，这个小伙子的冒失又能说到哪里去呢？真正让人烦心的是，当我足足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以后开始退卡的时候，才发现我也没有带身份证，无论你向这里的营业员怎么解释都没有用。整个结果和刚才十里地以外的工商银行大营盘营业点遇到的情况一样。

 

     

 

一上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时间转眼就到12点了。下午肯定还得来。好在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卡也要退。那就再安排下午来吧。

 

     但愿下午能有好运气。

 

     更愿银行业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方便。

 

 

 

   写于2004年11月13日。

 

 

 

     

 

    

 

 

 

 

 

 

 

 

 

 

 

 

 

 

 

 

 

 

 

 

 

 

 

 

 

 

 

 

 

 

 

 

 

 

 

 

 

 

 

 

 

 

 

 

 

 

 

 

 

78、罚款报告

 

 

 

首先声明我是一个历来遵守交通法规的公民，只要能意识到的法规，我一定不会去违反。就如今天开车去太原市尖草坪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路上要经过太原唯一的一个小型立交桥时，前面的一辆车闪着左拐的灯就过去了，但我还是靠右上了立交桥再绕回来。不是因为看见旁边停放着警用的摩托车，是因为我自己一贯主张大家都要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但是到了市场后，我开始为停车的位置发愁了，这个地方特别拥挤，以前经常进去的停车场进门收费两元，但进去后前磕后碰，既无人疏导，更无人照看，只有上厕所是要收5角钱的地方有一两个老太太似乎在尽责，其他管理人员几乎就看不见。一想起那个地方，我这个驾车新手就发怵。尽管这样，今天我还是准备挤进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沿着小商品市场的马路边上，依次停放着一排排的汽车，有拉货的昌河面包车，也有档次还可以的各种黑白小轿车。我的新想法随之而来：既然大家都能停，我为什么不能停在路边？于是沿着这停放车辆的道路继续前行，一直到我也和他们一样能停下来为止。

    之后，我去给孩子买早已看好的望远镜。说实在的，今天的运气真不错，在这里我买了一个至少比在北京天文馆要便宜150元的便携式天文望远镜。联想到停车一事，我心里开始沾沾自喜起来。我给老婆夸口：看来什么事都是熟能生巧，连停车也不例外。不仅今天买下了省钱的望远镜，了却了孩子的心愿，而且今天我们还方便地停了车，连带着省了2元的停车费用！

    等我们回到车前的时候，傻眼了。一个穿着警服但坐的却是蒙字头的中型面包车（至少是非警车外观形状）的交通警察走上前，要走了我的驾驶本，坐回他的车里，掏出罚款单本，冷冷地说：“罚款200，15天内到工商银行去交！”

    我急了，红着脸声辩说：“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不能停车，而且，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我可真是一贯遵守交通法规的人”。他头也不抬，说：“看得出，所以就不扣你的分了。我们是在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去交款吧！”

    无语。我看见警察又向前面离我不到10米远的一辆刚停下的出租车走去。200元的罚款对这位司机来说看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今天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上天注定他今天要白白地劳累辛苦一天，算是对他没有学好道路交通法的回报。对我来说，不知道这里的规定遭受罚款真有点冤枉，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恐怕就不能这样说了。

    回到家，当然是反思。

    我再一次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上是这样说的：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根据这一条，我停错了。这是无疑的。

    但是到底该罚多少钱呢？有没有依据呢？我又翻了翻这本大家都要牢记在心的法规，第九十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这就是说，可以警告，也可以罚20元，但是我撞在一个一贯主张最高罚款的警察局上了！真是倒霉，不过也没有办法，谁都不能自己决定周围的生存环境，就和你不能决定父母生不生你一样。

 

 本法另有规定，还有什么规定？我又翻下去看。

 

我翻到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停车场；停车泊位不足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投入使用的停车场不得擅自停止使用或者改作他用。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施划停车泊位。

    太原市尖草坪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停车泊位不足，是一个最简单明了不过的基本事实，任何一个来过这里的机动车驾驶员都知道这个情况，如果有足够的停车场，我能舍近求远地把车停在一个离市场更远，对我来说更不方便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改建或扩建这里的停车场？谁来承担这种责任？罚款的责任由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把罚款贡献给政府和国家了，但是他们交了这个罚款后，能改善这种停车泊位的紧张和尴尬局面么？长时间的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使我有理由怀疑这种罚款是不是真正用到了该用的地方？作为一个公民，我有理由询问这些罚款的真正去处？以各种罚款弥补治安办案和其他社会管理经费不足的做法，已经不是个别地方和个别行业的事情了。我遭遇这件事后不到三个月，发生了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的事，这个警察就是这个尖草坪地方的刑警，这使我有理由确信这个地方是应当进行全方位治理，以求彻底改善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否则，没有敢到这个令人可怕的地方来。

    我开的是一种叫北斗星的简易四不象车，前一段时间曾经把它开到北京，晚上驶过长安街，还专门问在长安街头正在值勤的一个警察，说像我这样的车能不能上长安街，他非常和气地告诉我，最好白天别上。不管能不能上，这里警察的态度让我感到亲切。想想如果在太原遇到这种事情，不容分说，先罚你一个三几百再说，虽然说，现在的罚款已经可能已经不能直接揣在自己的腰包里了，但是压压人，撒撒气，发发火，对很多从事公共管理的人来说，总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这样的管理着和执政水平让早已熟吟“三个代表”思想的的百姓心寒。事实上北京作为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有许多地方是值得仅有一座小型立交桥的太原人好好学习的。在北京，撇开现代化的超市停车场不说，在人群集中的许多单位都允许各种车辆进入，以缓解停车压力，虽然说这样的停车场也是要收不少的费，但毕竟司机们感觉是方便了。太原的管理者们，你们和北京距离很近，能否把北京的阳光往后花园里撒上一缕呢？拥挤的经常发生火灾和其他各种事故的太原尖草坪小商品批发市场何日能改变面貌呢？

    太原号称龙城有着悠久文明史，从三家分晋到唐太宗李世民，再到褶褶生辉的晋商给国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故都风貌和沿海发达城市拉下了不小的距离。龌龊落后之事，随口就是，信手到来。我作为太原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约请的兼职人员，经常感到汗颜。我曾经就我经历过的许多具体问题给有关部门提过意见，反应最好的是太原电信。他们良好的令人满意的态度使我坚信电信业会有大发展，事实证明了这种感受是正确的。反应最不好、最迟钝的是公共管理部门包括交警部门。

    社会进步，需要大家的努力。时代不同了，每一个人都应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这个国家最终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79、关于车检的网上报告

 

                  

 

                               一

 

 

 

我的北斗星从5月20日开始审,到今天为止已经上了三次线了,就是拿不到合格证.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动问题。标准值大约为60，第一次检测报告是22，当然差得远呐！当时就到车管所旁边的修理厂去修，结果,还是不合格。只好返回北斗星的特约维修站去修，之后，我们再次上线检验。为了保证能过检测线，这次上线前，按照一个朋友的建议，车后面还悄悄压了300斤面粉，才去检验制动。结果显示为40，离标准值还差20。车管所的负责人告诉：这车的制动就是不合格，上路十分危险，吓得我们出一身冷汗。我们曾经开着这部车，回过400公里以外的老家，去过河南、安徽、江苏，一直在高速路上以120公里的速度奔跑，如果这制动不合格，可不是闹着玩的。早就听说日本的有一款车，就是因为类似的问题，给湖南的一位女士造成重大伤害，导致该车招回，不知道那官司现在完了没有。

 

想到这些后怕，晚上8点30分我给江西的北斗星销售热线打了一个咨询电话。接电话的热线负责人首先肯定北斗星的制动是国家标准，不会有任何问题，并推定是车管所的人故意刁难客户。他让我们先找当地办事处的人协商处理，并告诉了电话号码。

 

第二天早上8点30分，我们通过电话和北斗星驻山西办事处的人联系上了。这位负责人告诉我们继续和已经去过的特约维修厂厂长联系。11点的时候，我们来到维修厂，厂长和总技术负责人再一次强调说，是车管所的人刁难客户，并一再说车的制动已经修好，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要过车管所的检测线，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给车管所的人一点好处，给点钱或者塞上一包烟什么的，二是他们派一个修理工跟上我们，在车上检测线以前，把制动弹簧绑紧，过了检测线以后，再恢复原状。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以前和汽车少有交往，也从来没有想到修车、检车有如此复杂的难为人言的东西，北斗星的汽车行业说他们是按照国家标准出厂和修理的，而车管所也是代表国家执行车辆检测与管理的。如果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我们该听谁的？从今年5月1日起，通常说的交通法规升格为“交通法”了，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部门都能增大依法治国的意识呢？中国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有损社会进步和效益的争执呢？

 

   我这个个正直的人也很执着，我愿意以我的牺牲换取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按照车管所的规定，每次检车要交30元的检测费。我已经检了好几次了，人民币交了不少。要交多少次才能解决问题呢?

 

我准备徘徊在北斗星的特约维修站和车管所之间，让他们给我一个说法：要么北斗星厂家要承认该车的制动就是不合格，按照厂家的规定把我这不到一年的新车彻底修好或者换一辆质量合格的车；要么车管所给我按照政府作为的原则给发一个合格的车检报告。

 

我不想按照维修厂总技术负责人的建议去作弊或者给他们额外好处。那于我的身份、职责、良心过不去，更要危及国家和社会的诚信和法制建设。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无论是国家领导政府要员，还平民百姓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正在准备着……

 

 

 

2004年5月24日

 

        

 

 

 

 

 

 

 

 

 

二

 

 

 

本着对星友和社会负责的态度,我把今天第四次检车的情况继续报告如下:

 

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一下,开始向位于东山上的车管所进发。为什么起这么早？不是说东山有多么远，是因为检车的人太多或者说检车的点太少，不早点排上队，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我让儿子和爱人先去排队，自己则等到办公室10点开完会以后去，替换我爱人。她是医生，中午12点要接班。为了检车我们就这样地替换着，已经是第三天了。

 

面对着烈日下排放的那一大片待检的车辆，面对众多的焦急万分的货车、客车、出租车司机等一大批怨声载道的人们，我们想起中央一再强调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不断大声朗读着车管所左右两面的墙上的鲜红的巨幅标语：“创人民满意的检查站”，“创人民满意的职工”。

 

唉，这第一幅标语尚可读下去，这第二句作为一个病句，恐怕连三年级的学生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常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很少听说“创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人首先是要有规范的，特别是公共管理人员，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上级指示，人民要求，都要严格执行，认真去“做”，而不是随便可以去“创”的！正应了平常百姓的家训“做人不自在，自在不做人”。你要是去创，那幅度可就大了，即便是人民满意也不行。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工作，从来要按照党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的原则去评判。这是常规，更是一种纪律。不要说这么多社会和政治上的意义了，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做”和“创”的区别也非常明显，不是可以任意替换的。要车管所的领导好好“做”人，大家点头称是；但是要车管所的领导好好“创”人，那就贻笑大方了，尤其会引起女性工作者的强烈不满和无端猜忌！

 

一个代表300万太原市人民的窗口单位居然写出这样的标语，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小的沮丧！

 

不知道这车管所的领导是个什么样子，选他们上来的时候就没有文化考核？他对这样的标语难道真的是熟视无睹？正在感叹间，旁边的一位司机和我聊起天来，说：“这语言上的毛病算是小的，你听那大喇叭里一直在广播“本站是国家正式检测单位，请各位司机不要和那些车托们接触”，事实是上门口的代办车检的车托们一个挨一个，有时候把你的路都堵住了。要是没有车管所的内线，这些车托们怎么能存在下去？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这是当权者的惯例！”再下去的话，我不想再转述了，不雅的语言使我这个多少有些年龄的老师都不好意思听。

 

排了几个小时的队，终于快到跟前了，不料冒出一个小客货车插队，接着又有一个出租车挤了进来，显然这都是和车管所的人有关系的。所有的人都敢怒不敢言。大家可能都在想，惹了这些人，谁知道会给自己的审车带来什么后果？等下一拨吧！下一拨刚收了三四张表，里面的人就开始大叫起来：“不要收了，不要收了，到点了，该下班了！”，我一看表，离下班时间12点整，还有二十分钟。等把这几辆车检完，那很有气势的现代化卷闸门轰隆隆地合上，我又看表，离12点钟，还有七、八分钟！

      ztmd！我们无奈。一上午的时间又过去了！下午的上班时间是两点半。为了车检这件本应是很正常、很便捷的事，我不得不再等两个半小时。如果下午还要等几个小时，下午三点半的一个会议肯定就误了。

 

不管怎么说，也要等。

 

此时正是中午吃饭时间，于是和北斗星维修厂家派来的师傅，进了饭店。如果说，我的工作着急，维修厂的师傅恐怕更着急。维修厂派来的师傅是个组长，手下的工人都还等着他领导干活呢！

    吃完饭后，我们又去排队等候下午上班的时刻到来。终于熬到2点30分了。检测上的大门纹丝不动。只是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车前，又涌来两辆有关系的待检车辆。

 

2点43分以后，检测站的工作人员才开始不急不忙地向自己岗位挪动。卷闸门轰隆隆地刚卷起，从检测线的对面，倒着进来一个更有关系的车，第一个上了检测线。

 

工作这就似乎要开始了。这时，有一个女同志嚷起来：“我从上午就开始排队，你们不断地让插队，这工作还有没有程序？”

 

我也随声附和要求排队检测，可能是由于几个人的共同呼声，检测人员没有训斥我们，只是小一点声音说：“人家不自觉，我有什么办法？”那个女同志又说：“你们应该制止！”

 

检测人员没有再理她，不过制止住了另外一个准备插队的司机。

 

秩序立时好了一点。

 

继续耐心等待。

 

等到前面插队的车辆都检测完轮到我们的北斗星时，时间已经3点15分了。这混乱无序的检测站又让我又多熬了45钟。按一般人对工作和上班概念的理解，下午检车我排在第一位，最迟也应在2点40分就应该完成这次的检车程序。

     不管怎么说总是轮到我们了。什么话都别说了。

 

这是第四次上检测线了。我心里忐忑不安。

 

早上去北斗星维修站时，那里的业务主管还一再和我说，车本身没有问题，就是他们车管所刁难的。你要是花一点钱肯定就检测过线了。

 

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也不想那么去做。

 

业务主管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是”。

 

他说：“这就清楚了。你的脾气和我父亲的一样。你们这一代人不理解现在的社会，就愿意认死理。那要吃亏的。”

 

我说：“是。我就愿意认死理。我是大学老师，找几个人也许不是特别困难，同学和学生中，当处长、当厅长、当省长的有的是，但我不想找他们。我想通过车管所的正常渠道告诉我这车是不是合格。就和我每年参加体检一样，不仅是对社会负责，更是对我自己负责。如果这是质量合格的车，但是却十次八次地通不过检测线，这应该是最严重的渎职和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我肯定会把事情向有关方面反映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社会和我们自己的利益才能真正保证不吃亏。”

 

业务主管点点头表示钦佩，而且还积极主动地为我派了去车管所的师傅。

 

说实在的我对北斗星的服务态度整体上是满意的，他们的工人不断地干活、干事，解答顾客的问题。但是车管所的整个印象却是一种关系纽带的传动。

 

中午和下午的插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多数人愤懑而不采取强烈的反对措施。面对气势凌人的车检工作人员和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的司机，我的思维在不断涌动：所有在这个场合下出现的人都是在学校学习过，受过国民义务教育，应该有职业道德的基本底线。然而在这里，一切都崩溃了！明目张胆地插队，无所顾忌的特权作风，体现着太原市或者说整个国家的教育，准确地说是人本教育或人格教育的严重失败！

 

我们让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或中专，进了交通学校、警察学校等各类专业院校，学到了技术和知识，但普遍地缺乏做人的正直，缺乏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执着。每一个人都毫不脸红地搞关系，并以此为荣，这不是教育的最大失败吗？

 

谁对这种失败的教育买单呢？

 

是我们自己。教育确实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2004年5月25日凌晨3点

 

                                 

 

三

 

 

 

终于轮到我们了。我挤进了就要上检测线的北斗星。

 

车蓬里其热无比，在33度高温下晒了一大中午的车内就和蒸笼一样。我看看检测人员阴沉的脸，害怕过热的气温影响他们的情绪，心里在琢磨他们会不会像北斗星维修厂家的业务主管所说的那样，人为地让车过不了检测线。只要他们踩汽车制动的脚轻轻一抬，我今天一天的时间就白浪费了。

 

不过，我可真没有要给他们塞好处的心情。这几天所见所闻已经让我够挠心的了。如果今天还过不了，我就准备再过十次，大不了就是花一些检测费再加上所贴的时间吗？

 

我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不打牌、不跳舞，省下的钱支付十次检车费是绰绰有余的。至于时间的浪费，权当我这个书生在上社会实践课罢了！

 

平心而论，尽管我对车管所的管理方式和水平有看法，但我相信即便是在这个令人发疯的地方，从总体上看它还是向文明和进步的方向发展的。

 

我和车管所的人无仇无怨，他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而且检测前，北斗星维修厂家派来的师傅还把手刹又狠劲地调了调，估计问题不大吧！

    正思索着，检测开始了。检测人员坐上来把车打着向前开，第一句话就问：“这车的前束有问题？”

 

我估计是说手刹调得过紧，引起检测人员的怀疑。

 

我没有吭气。

 

接着开始检测侧滑数据。

 

这是前三次检查一直有问题的部分。为解决这一问题，维修站的师傅给做了四轮定位。这一修整看来是有效的，因为检测线的电子屏幕上显示侧滑数据已经合格。

 

接着是检测后制动。

 

此时，电子屏幕上的数据只有39，明显不合格。

 

我从车上的反光镜上也能看见两个后轮不听指挥，尽管刹车已经踩死，它们还是倔强地转个不停。在汽车高速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车况意味着什么，当然不用多说。

 

下来，第四次检测完毕。检测人员在表上写上了数据。

 

自然是不合格。

 

时间已经是3点25分。我还有时间去开一个迟到的会。赶快奔跑着进了会场。

 

会后，将近5点。我又去了北斗星维修厂家，看事情怎么进行下去。

 

北斗星维修厂家派去的师傅观看了全部的检测过程，回来后和厂长以及业务主管会诊，厂长还亲自开车试了一下刹车，最后确定这部北斗星车的制动确实有问题。

 

厂长嘟囔着说；“这很特别，很少有这种情况，我平时的座驾就是北斗星，从来没有问题。”

 

我说：“这也许就是特例吧！”

 

厂长说：“不管怎么说，先修吧！”

 

但是毛病出在哪里，还说不准。只能试着看。

 

于是维修人员先是卸下轮子，把轮毂调紧，无效。

 

后来又推断总泵有问题，拆下总泵，换上新的。

 

后制动依然如故。此时，踩住刹车，靠人的两只手居然就能转动后轮。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总泵上。

 

再换分泵。

 

一点一点地检查，一直查了很长的时间，就是找不出毛病。

 

我们找见维修厂家的厂长说，实在修不好，你们就不要勉强了。干脆出一个质检不合格报告，我们找昌河公司换车或退车算了。

 

他笑了笑，说我们一定能修好。退车的讨论靠后吧！

 

一万个无奈。

 

卖出去的东西在中国不能退回来，这是铁的事实。如果在中国能退掉已经卖出去的东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们听说西方发达国家有产品招回制度，但也许永远只能存在于中国这快希望的田野上。据说很快就要和西方国家的贸易制度接轨了，年底进口车配额取消，到那时再买有招回制度厂家的车吧！目前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算是最后再发扬一下爱国主义精神吧！

 

从5点到7点，整整两个小时。3个维修工人围着这辆腻歪的北斗星车不断地琢磨，后来增加到5个工人。最后到下班时间了，干脆所有的这个小组的工人都来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组长说，明天晚上要去北京，一去就是一周，回来以后时间就到下一个月了。这个车如果拖到下一个月去检，不知道那令人厌恶的根本没有服务意识的车管所又会给我们生出多少令人心烦的事情来。

 

组长点点头表示理解，而且保证晚上一定修好，不误明天的检车。

 

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

 

晚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维修人员终于发现问题出在在分泵这个部件上。

 

于是大家抓紧时间干活，换分泵！

 

这个倒霉的分泵没有给我们酿成湖南那位女士购买的帕杰罗因制动问题而出现的重大事故，算是我们的万幸！！

 

换完分泵后，组长又命令维修人员把已经装上的新总泵拆下来，再换上旧总泵。因为旧总泵没有坏，还能用。按维修规定，拆下的不能用的部件都要交回厂家，如果换了不该换的部件，费用是要由维修厂家负责的。

 

这种管理倒不错。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只不过这样拆来拆去，把车折腾的够呛！自己买的车就像是自己生的孩子，医生在孩子身上动刀子，明知是为了孩子，但没有人不心疼的！

 

换新泵、装旧泵，拆拆装装，终于一切维修程序都做完了。我们一刻也没有离开现场，一直盯着工人们干活。最后试车，后制动明显改善了，急刹车时猛点头的感觉突然减轻了许多，我们推断这是后制动起作用的结果。

 

我们在买北斗星以前没有开过车，从来都不知道正常后制动的感觉，这下才算是有了一个真正的体会。万幸啊，万幸！将近一年的时间，这辆车已经跑了16000公里，去过徐州那么远的地方，相当一部分是在高速路上跑的。有一次在河南郑州附近，那段路车辆特别多，我们一家三口在车上，我提的摄象机，我爱人手里拿的数码相机，儿子开着车，准备要超一辆大客车，突然一辆大货车别了过来，因为大货车发现右前方的停着一辆待修的大卡车。我们都惊叫起来，声音都变了。儿子赶快踩刹车，刹车都踩到底了，离前面的大货车不到一米了，车还是望前冲。一看公里转速表还在80公里以上。回家后放这段录象，已经不是正常录象了。惊骇不已！如果真是出事故了，我不知道这段录象能不能帮我们打赢官司。

 

已经到晚上10点半了。工人们一直没有吃饭，真是很辛苦。因为我告诉他们明天晚上我们要去北京，他们为我这个目的加班，我很感动。

    想起他们的辛苦，我夜里三点半起床写了如上的东西。现在已经六点半了。我不能再写了。我要排队检车去。余话以后再说。

 

　

 

                        2004年5月25日凌晨6点半

 

 

 

 

 

 

 

                             四

 

 

 

要是知道北斗星的质量这么差,我怎么也不会买这样的车!

 

关于太原北斗星审车的报告,今天已经是第三份了,我准备把它贴到更多的网站上去,让星友们一起督促北斗星的厂家,提高产品质量.

 

 

    今天一大早,我们又去太原东山的车管所去审车。昨天很热，今天下雨。路很难走，到处是坑坑洼洼，积满了泥水，汽车开过后，溅起一片污水花，把汽车打扮的花花绿绿的。每年收的巨额养路费看来并没有被交通部门有效地使用。

 

离车管所至少还有1公里的路程，可代人检车的车托们已经站满了路旁，每个人披着雨衣或打着雨伞，用极其殷勤微笑的方式招着手，和纽约街头繁华闹市群中的那种特别人群差不多。想来这些人也可怜，不也是为几百元生活费么？可惜站错了地方！

 

不过，交通部门中这样的现象太多了！在上汽车牌照时，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人吗？

 

负责上牌照的交通管理部门，不认可厂家正式提供的车架号、发动机号，非要这些人钻到脏兮兮的地沟里从汽车底部拓出来的号码！还有往汽车上安装牌照号码也要由这些人做，安装一个10元钱。这也是一个挣钱的好生意。这是特殊的部门给有特殊关系的人群安排的一种获取生活来源特殊方式，然而，却给社会面貌、政府形象和百姓心理造成了极其不佳的影响。

    唉，不说交通部门的事了，想起他们真烦！

 

我不晓得交通部长是不是知道这些民情，他们的车，还有其他政府的车，是不是也要经历这些程序？要是经历而无动于衷的话，就我看来，他们应该及早下岗，换上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要是他们不亲自经历而由下面的人代他们经历的话，因而不甚知道这种现象的话，至少也要带上官僚主义的帽子！

    感叹间，我的北斗星开进了车管所。今天是第五次进这个地方了。 

 

第一次上检测线，是车灯、侧滑和制动不合格。在车管所旁边的国贸汽修厂修理，交了120元。第二次上检测线一看，什么都没修好，纯粹就是赞助了这个地方。有人说通过他们交点钱好过关，没想到他们只收钱却修不好。要是再修还要交更多的材料费、工时费，最少还要500元。

 

无奈。考虑到购买这辆北斗星时间还不到一年，必要零部件都在保修期内，于是把车开回到它的特约维修站去重新修。

 

修后，第三次上检测线，这次为了尽快过线，避免再度修车，按照一个朋友的提示，悄悄装了300斤面粉，但还是没有过关。

 

于是我给北斗星的销售热线打电话反映情况，他们安排山西办事处的人帮助处理，又让我们找到北斗星维修厂家，做了四轮定位，同时又把手刹调的紧紧的，准备过了检测线后，再松回原位。一上检测线，侧滑的问题没有了，显然这是做了四轮定位的效果。但是后制动却一点进步都没有，在检测线上的测试人员踩死刹车，但后轮子还在转，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才下决心换总泵分泵。后制动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解决后，我们可以安心上北京了。

    今天来，还是先交钱，30元。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个30元了。我也不知道这个通过国家免检的北斗星在这不到一年的例行年审中，会掏走我多少银子？

 

我是一个工薪阶层的人，一分钱挣的都不容易。在当时的选车过程中，我们看过哈飞赛马、菠萝、西也那、夏利等多款车型，要不是北斗星的价位相对便宜，只有58000元。我们肯定是不会选它的。当时的想法是：尽管没有ABS，没有防爆气囊，但这款车生产时间长，技术可能相对成熟。以后的麻烦会少一点。没有想到我也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你想，这次年审除了这几个30元外，要加上已经在车管所旁边的国贸汽修厂交的120元，修总泵和分泵用的两桶桶刹车油60元（维修厂家说尽管在一年4万公里的质量保证期间，但刹车油的费用需要自己出，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桶，最后是两桶没有用完，但费用肯定得自己出）。此外要加上爬东山来回的油耗、吃饭、耽误的好几天时间，不说了，心烦！

 

早只如此，何必当初！老婆早就嘟囔上了，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就不听！我说，咱们当时不就是银子有限嘛，另外北斗星的名字孩子不是也挺喜欢的嘛！另外厂家的态度也算不错，我们打给销售热线，人家立刻通知山西办事处让维修站的人给你修么！在中国能有这样的服务也就算不错了。辩归辩，烦归烦，我不想把我的已经后悔的决策扩展的家庭关系上。老婆说了，她不想砸这车，只要把它转手出去，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它。这其实做不到，我不是百万富翁，修车就象修儿子，买车就象买老婆，那能说换就换呢？

    交了30元，又开始烦人的排队。我们是8点钟到的，前面已经排了4排车。一排车大约有8辆，总起来也就是30多辆车，如果按照平均5分钟检一辆车计算的话，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轮到。尽管那样，耐着性子等吧，8点上班，9点半就可以回去了。办公室还有要紧的事等着去做。

    后面的车子越来越多，但前面的车子却一动不动，威武的卷闸门迟迟卷不上去。所有的司机在它面前都显得像蚂蚁那么小。人们嘟囔着，一问原因是检测人员还没有来。

 

唉，要么是检测人员的表错了，要么就是检测人员的上班时间有误。唯一有效率的是收费处，准时，不排队，随到随交。等了好一会儿，看看表都已经快九点了，检测还没有开始。

 

九点过后，检测人员才开始出现。我上去问，什么时候开始检测，回答是不知道。一点脾气都没有！我不想再问了。随他边去吧！这社会就这样！等你们找我的时候，我一样对待你们！我是大学老师，你们或者你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也要横眉冷对！想一想，又不对，这样的怨怨相报，这社会风气还能好转吗？当老师，为人师表，应当站在社会前卫行列。基督教徒，各种信徒都是劝人尽孝行善的，我们自称为党员和人民教师的难道还不如宗教信徒的思想境界高？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如果没有精神，就和猪狗一样。

    也许这种精神太阿Q了。太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

    冥冥思想中，检测大厅的卷闸门升起了，本日的车辆检测序幕拉开了，我看看表9点10分。面对一片连一片的待检车辆，这里的工作人员开工时间硬是比社会通常认可的标准上班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怨声载道的司机们赶快打着车，准备上线检测。这时从前面横穿过来一辆桑他那，车牌是晋A3824，插在正常排队的另一辆桑他那之前。正常排队的桑他那赶紧上前，努力不让他插。两人对峙了几分钟，后来过来一位管理人员让插队的桑他那先行。正常排队的桑他那司机没有再说什么，我想他可能不想惹更多的麻烦。为了这点事，不值得。

 

也许正是这样，助长了车管所的插队横行的恶劣风气。可不是么，之后，又有几辆面包车和越野车，没有排队而直接去检测。我心里惦记着办公室的会议，我还是会议的主持人，要是我不是那里的负责人而是车管所的所长，我肯定会狠很地批评他们！

      10点多了。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了。

      检测人员上了我们的车。我告诉他这个通过国家免检的北斗星已经检过四次，这是第五次了。希望认真检测。尽量让它过去。

 

检测人员没有吭气，但态度确实很认真。

 

他先检制动。这次由于换了分泵，找见了病症，因此制动明显好于前几次。我坐在车上，第一次感觉到测试后制动的两个转动绞辊摩擦后轮胎发出的“咯蹦|、咯蹦”的声音，轮胎第一次纹丝不动。电子屏幕上也显示修理后的北斗星后制动力明显够了。但却显示制动平衡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左为108，右为150。

 

检测人员又试了几次。仍是这个水平，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

 

第五次测试正式宣告失败。

 

尽管车管所的上班时间有误，但面对着电子屏幕上显示的“再测一次”的提示，我不能说它不准确。

 

事实上，就我的观察看，车管所的人想让某些有关系的车过线，采取的做法只能是让两个块头大的检测人员使劲压在车身后面，迫使电子屏幕显示出他们想要的数据来。但这种做法，对质量根本就不合格的车来说，其作用微乎其微，国家质量已经考虑了足够的上下幅度。

 

无须多说，我的车不过关，根本原因是车体本身质量问题，而非车管所人员的态度问题。当然车管所确实应当象他们贴的大幅标语一样，把车管所办成人民满意的车管所。

    我们把北斗星再一次开回维修厂家，请示他们怎么办……

    对于我来说，要做的事情是把报告继续写下去。这是我发泄怨气的唯一方式。

 

我准备把我写的材料寄给昌和公司总部的杨金槐董事长，也准备寄给其他有关方面。

 

我对我的材料负责。我愿意为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为消费者的权益，为社会的进步，尽我的努力。北京我是不能去了，因为按照车管所的规定，我的车牌号码尾数是5，也就是说无论如何都要在5月底前把车修好检完。今天已经是26号了，按每天检一次，修一次算，最多只能有5次的时间了，这期间还要假定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做。

 

 

 

2004年5月26日凌晨4点

 

 

 

 

 

 

 

 

 

 

 

 

 

 

 

 

 

 

 

 

 

 

 

 

 

 

 

 

 

 

 

 

 

 

 

 

 

 

 

 

 

 

 

 

 

 

 

 

 

 

 

 

 

 

 

五

 

 

 

    当北斗星再一次开回特约维修厂的时候，已经快中午12点了。

 

真是需要耐着性子。儿子最着急了，他的论文还没有彻底完工，更要紧的是他要参加惠普公司的一个活动，明天早上的飞机。他必须下午5点以前坐上去北京的长途大巴。

 

我就算不去北京了，但下午有一个会议必须是由我主持的。

 

时间，时间，对谁来说都宝贵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浪费别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

 

不管怎么说，我都是想往前赶，看能不能让维修厂在最短的时间内修好，争取下午一上班就去再一次车检，让这烦心的事儿快点过去。同时也不耽误我们这一大堆紧急的事儿。

 

我们向维修厂讲述了今天上午检测的情况。厂长、业务主管、总技术负责人，还有具体承担维修任务的组长聚在一起。大家都无话可说。

 

组长姓李，是个憨厚的小伙子。他立即招呼过来一个工人，告诉他把一个叫感载比例阀的东西换下来。我闹不清楚那是什么玩意，估计是一个调节左右后制动力的机械装置。左右制动力大小不一，在处理紧急状况特别是急刹车的时候，最大的可能就是车辆翻转！

 

我真奇怪，我们曾经向朋友炫耀通过国家免检牌照的北斗星厂家，怎么把这么多不合格的配件产品装到了汽车上？国家不是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吗？是不是昌河公司也像社会上那么多阴暗的案件中所揭露的那样，让有关部门吃够了足够的回扣，然后就拿到这张对消费者极具有欺骗性的牌照呢？

 

   还有，作为诚实的消费者，我们按照昌河公司的约定，在2500公里，7500公里，12500公里的时候，都例行了保养程序。为什么像这样重大的机械问题查不出来呢？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保养程序已经有着太多的问题。除了简单地换一换机油外，似乎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在12500公里保养换齿轮油的时候，保养工竟然少加了齿轮油。这对我们这些以前从未开过车的消费者来说构成了一个极大的磨损隐患。  当时我们是在开完长途后进了维修厂的，例行的保养是换三滤、机油和齿轮油，保养之后，我们开车进了城，于偶然间发现一挂5挡，发动机就有一种和平时不太一样的高频声。问了许多人包括维修厂的人员，都说不请是怎么回事。后来在网上询问，一个叫钢琴的网友告诉说可能是齿轮油加少了，我们让维修厂家试着加了两次，异常的高频声果然不再响了。当然，没有另外收取已经按规定付过的齿轮油费用。

 

出厂时质量就有严重问题，维修时技术又不能严格保证，这样的汽车谁敢买？就算是受骗一次，受骗者不会让他们的同事、朋友、亲戚或任何有瓜葛的人再去步他们的后尘。据说老鼠对药死他们的毒鼠强都有本能的躲避功能，何况高等智能的人呢？在老家生活的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告诉我，她养的猫只吃红薯，不吃其他食物，更不吃肉类，见了死老鼠连闻都不闻，见了活老鼠吓得抱头就窜。人心比同一理，昌河公司的老总和员工们，这些事你们听说过吗？

 

   唉，够挠心的了！就是因为这破北斗星，围绕着我们未来几天的工作和生活行程安排，全家人开始争吵起来。我是急性子为了早点了事坚持下午上东山继续检车，；爱人也是急性子要求立即给昌河的销售热线打电话；儿子是既不同意上山也不同意打电话，他怕影响自己的行程。他不断地抱怨我们做父母的这一辈出于节减而做出的愚蠢选择。他说我要和北斗星拜拜了，因为我的行程更加重要。最后儿子的意见占了上风。审车的事情暂时告停。爱人和儿子下午去了北京，我只好干瞪着大眼望着这辆越变越生疏的北斗星。它不再像是我的亲生儿子，而像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骗子，我对它是又气又可怜！

 

客观地说维修厂的师傅们的态度是很友好的。昨天晚上，为了换那个倒霉的分泵，全体机修二组的人熬到10点多钟。工作最后结束时，姓李的组长让别人去吃饭自己留下来专门把车的内部用水清洗了一遍，又让把车打着烘干，等这一切做完离开维修厂就快11点了。这个组长是河北邯郸人，曾在教汽车修理的职业学校学习过，个子不高，却处处体现着北方人特有的浑厚气质。昨天晚上他就说：“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修，无论总泵还是分泵我都找了，该换的就换。但对车管所的检测线，我还真不敢说保证的话，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车管所那样的检测设备。不过不管怎么说，有问题来就是了。”

 

这还真的又来了。他立刻就安排换感载比例阀，说明他的技术还是可以，同时也说明他已经把我这个北斗星的质量水准印到脑子了。

 

工人们中午没有吃饭，也没有休息。2点半左右的时候，拆拆装装的北斗星才又一次停驶在我们面前。不过此时对我们来说，这辆珍珠白的北斗星已经不是以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而活象一个扭曲的、脏兮兮被人强暴的农家老妇

 

无论如何，今天的车检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们还要做更加当紧的事。

 

听天由命吧。

 

唯一的责怪只能怨在自己身上！

 

 

 

 

 

                      2004年6月27日凌晨

 

 

 

 

 

 

 

 

 

 

 

 

 

 

 

 

 

 

 

 

 

 

 

 

 

 

 

 

 

 

 

 

 

 

 

 

 

 

 

 

 

 

 

 

 

 

 

 

 

 

 

 

 

 

 

六

 

 

 

从5月20号开始审车,这辆号称是通过国家免检的北斗星已经审过5次了，反复修理，就是过不了关。今天是第6次。

 

耐着性子，再去一次。这是中国消费者的最佳选择。

 

不是没有想到向商家和厂家索赔，和北斗星打一场官司。但又想到这诉讼程序的烦琐、消费者的天然弱势、官司的费用、所耗费的精力等等。

 

算了吧！惩罚厂商最有力度的只有市场。市场份额是无数消费者自然选择的结果。我的母亲从小就告诉我，你惹不起的人，会有人惹起的。我的母亲是中国最典型的传统善良妇女，每当我们受到无端欺负的时候，总是这样对我们说。对卖给我们北斗星这款车的商家和厂家来说，我也只能照我母亲说的去做。

 

说实在的，对北斗星这款车，当时我是带着极大的好感带回家里来的。这个车的别具一格的“四不象”另类设计，宽大实用的内部空间，便捷灵活的助力方向和操纵感，还有小巧灵便的外型，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名称，都有很大诱惑力，同时，价格也还算适中。就像任何一个员工都愿意在一个较大的、社会信誉较好的单位或企业工作一样。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努力做北斗星厂家的义务宣传员。记得我们刚开上北斗星的时候，在路上只要遇见星友。我们都会兴奋地按一下喇叭，对方也高兴回应一声。我们多次在网站上劝说对北斗星抱怨的网友，宽容一点吧，忍让一点吧，爱国一点吧！

 

但是今天终于忍不住了。我要站在北斗星的对面！

 

我给北斗星的董事长杨金槐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上我的《关于北斗星车检的报告》。信件是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寄走的。邮资22元。

 

我不敢说我是代表所有北斗星的用户写这封信，但我的确表示了一种发自肺腑的声音。我说我很爱北斗星，但北斗星这样的质量，让我们不放心。说一句老实话，自我买下这辆北斗星后，我都记不清哪个地方没有修过！刚买下不到半个月，发现离合器踩起来“呼哧呼哧”地响，吓的刚上路的儿子不敢开，于是到维修厂，吊起来，大卸八块，整个从整了一次，维修师傅们好象是把里面什么东西磨毛了，后来再没有响过。接着就是电风扇坏了，更换了一个。再接着是雨挂器的电机连续坏了两次。不知怎的，门上的玻璃又摇不动了。赶到了冬天的时候，漏防冻液，为此也去了好几次维修站。买车的时候就没注意空调面板上的功能开关不合套，为此把整个前车的部分都拆了下来，换了一个面板。要不是维修厂里的师傅态度不错，我可真是想把这车扔了。

 

我在给杨金槐董事长的信中表示了我对厂家的忧虑。希望他能重视我这个消费者，也同时是一名大学里教经济学课程的老师的意见。

 

今天晚上有重要客人来，先写到这里。

 

关于这次上山审车的经历，容下一次再说。

 

 

 

2004年5月28日晚8时许

 

 

 

 

 

 

 

 

 

 

 

 

 

 

 

 

 

七

 

 

 

今天是星期五，必须上山检车。老婆嘟囔着不想去，她刚从北京回来，累得很。星期二去北京，星期四回来。走的是太—旧路，这条高速公路因车祸堵车，本来只有5个小时的路程一下子延长为8个多小时。一晚上也没有休息好。

 

但我还是要拉上她一块儿去审车。今天要是不审，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天，车管所的人虽说没有做礼拜进教堂受宗教教育的习惯，但肯定是不上班的。到下星期再审，已经修了这么多次的车再出点什么问题，这时间可就到了六月份了。

 

该5月份审的车，5月份审不了。车管所的人可不会说是他们的责任。新的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车辆要“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我的车上不能如期贴上检验合格的证照，一旦上路按规定罚款200元。为这个倒霉的破北斗星，在检车中我支出的冤枉钱已经够多的了。还能再花么？

 

老婆无奈，跟着我上山。我对她说，今天的天气不错，刚下过雨，天气晴朗，气温也不高，应该有一点好心情。

 

但车管所的院里排的满满当当的黑白黄绿相间的各种待检车辆，让人的心情立时沉重起来。这些车辆中有大货车、大客车，也有小面包车、小客货两用车，我听说政府车标志是O牌，于是也试着找了找，没有找见。面对着压压一片的车辆，我无法形容那多少像我这样已经耗费了过多时间的人，在这里焦急等待检车的心情！从绝大多数待检的车辆看，他们肯定是从生产第一线下来的。浪费他们的时间，就是在浪费社会的财富！就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

 

不是说车检不需要做，而是说车管所能不能有更好、更快捷的办法完成这一过程？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曾经去过著名的迪斯尼乐园，那里有时也人多如潮，为了打发游客难熬的等待时间，公园的主办者把大厅设计成弯弯曲曲的单行道，又在单行道旁你眼睛所能看到的方向布置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性、趣味性的图片，甚至你还能玩简单的不影响排队秩序的小游戏。我们的代表人民利益的车管所，是不是也能向美国人民学习一下，设身处地地把这烦人的等待局面改变一下？

 

不要以为自己没有等待的厄运，就在那里独自庆幸。不准备解放别人的人，自己永远得不到解放。

 

解决这烦人的等待局面，其实办法有很多，只要你想认真落实“三个代表”的思想。

 

你可以让车检人员准时上班，不要无端地把上班时间推后半个小时……

 

你可以实行轮班制，不要让已经等了一两个小时的待检车辆，在你们车检人员吃饭时，无可奈何地再耗费几个小时等你们酒足饭饱时再看你们难看的脸色……

 

你可以率先实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制，这在发达国家或者在国内深圳、上海、北京已经是惯例。如果这样做了，不仅司机同志会对你们啧啧称赞，全太原市的人民都会感谢你们为这个古老、封闭、落后的城市吹来了现代化的新风……

 

你可以把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间利用起来，把车检这项工作纳入和百货大楼和超市一样的为顾客服务的范畴之中。你想想，如果买卖东西的这些地方还有医院等许多服务性的部门，也和你们一样去乐融融地享受星期六和星期天闲暇，你们还能体会到顾客是上帝的感觉吗？在车检线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节假日也照常工作了，车主们当然就方便多了。不过，这的确要取决于车管所学习“三个代表”的精神，车主是人民，而且可能是人民中无论是物质素质还是精神素质都较好的一部分，代表他们的利益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已经够多了，不过还有更多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你还可以把各类车辆检测做更合理的分配，大、小、客、货、公、民、私、企，按照时间约定，提高速度，确保质量的原则，分类进行。当然不要把我的建议理解为搞特权。我强调如果有带O牌照的，除公安交警部门外，应当一视同仁。常规秩序会提高总体效率，这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上早已证明了道理。

 

你还应当把你有特权嫌疑的维修厂从检测线旁边迁走。它阻碍排队的人流，不时地抵个条子，签个什么字的。尽管对个别人来说他有着明确的正效益，但对社会来到说他却它完全是一种负效益。经济学上的三种效益：正效益、零效益、负效益。这负效益是最可怕的。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弹性！

 

对了，最后想起今年5月1日起实行的《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检验实行社会化”。什么叫社会化？我的理解是：假如这一条实行的话，我或许不会再到东山车管所这个令绝大多数司机厌恶的地方来审车！不过，这一条的后面补充了一句“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规定什么时候出台，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方向是有了。社会总是要进步的！

 

今天的天气好，我们的耐心又增加了一些。

 

再一次排到复检的车队中。

 

突然发现一辆开过来的北斗星。

 

车主夫妇和我们一样热情，车号是晋AD 3255，和我们的车号只差几个数字

 

一阵亲切感涌上来。

 

他们也一样，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但他们显然是第一次检车，没有看懂检测表，他说他的北斗星过了检测线了，没有像我们这样倒霉。但我们一看他的表上是前制动和侧滑不合格，也要复检！

 

谁知道这位星友在以后审车中会遇到多少麻烦，但是我们诚心提示他不要到检测线旁边的维修厂修理。

 

这对夫妇星友向我们表示万分感谢。

 

祝愿星友们交好运！

 

我去交复检费，嘴里抱怨着。不知怎的，今天的收费处多了一个女同志，态度特别好，他听我诉说后，说今天你不用交钱，直接复检就是了。

 

我很惊诧。

 

到复检线上一问，果然如此。

 

复检线上的工作人员说，你交的够多了。多多少，他没有说，反正一会你排队检车就是了。

 

排，排，排！这一排又是一个多小时。插队又是不断。就在临到跟前的时候，先后又有四辆车插队。他们的车号是：晋A96623；晋AB0823；晋A49384；晋A55535。

 

我老婆急了，和他们大声嚷嚷：“车管所的人，这还有没有秩序？”

 

她大声地喊着，怒不可扼的样子。

 

车管所的人好象有点怕了，只好让另一些准备插队的车辆往后开。

 

秩序稍有点好转。

 

但我心里又嘀咕上了。这样明目张胆地训斥车管所的人，会不会导致他们故意不让你的车过线？我的老婆为人善良，但风风火火，心直口快，为此，我都不知说过她多少次了。这下说不定又要给我带来什么麻烦！

 

快10点了。两个多小时的等待就要结束了。

 

我的北斗星上了检测线。

 

我们没说话。

 

电子屏幕上打出了我们的车号。

 

接着是“松”、“踩”和一些不大能看的明白的数据。

 

三分钟后，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制动完全合格”的字幕。

 

谢天谢地！谢地谢天！

 

老婆的任性发火，看来没有给我造成意外的麻烦。

 

我相信电子屏幕。这是现代化的结晶。

 

我相信电子屏幕，因为我看到前面几辆凭关系插队的车辆，大多没有通过检测线。

 

我相信电子屏幕，因为我还看到，检测人员坐在那些想让过关的车辆上使劲往下压，迫使电子屏幕显示出他们想要的数据来。但这个现代化的怪物有时并不认他们的错误做法。该是多少就多少，只有很小的误差。想象看也是，一个车有一两吨重，一个人才有多重？现代化的检测手段，显然是把这些误差都考虑进来的。

 

有现代化的设备，还必须有现代化的人和现代化的管理。否则，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怪诞的社会。

 

我们就处在这样怪诞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大家所有的人。

 

（关于对这个怪诞社会的评论，下次�